第三十六章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

    　　全面抗战前华北的军政当局之演变让人眼花缭乱，想要搞清楚七七事变的缘由，这段课是必须补上的。

    　　我在这里从中原大战说起，常冯阎在1930年展开中原大战，各方极力拉拢的是当时在东北的张汗青，小张经一度观望后，于9月17日发出拥蒋通电，12万东北军也随即入关。10月9日，张汗青在沈阳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张汗青拥常使阎百川反常势力倾刻间土崩瓦解，15日，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中原大战后，张汗青于11月在燕都筹设副司令行营。1931年1月1日，石城政府明令燕都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而张汗青东北政务委员会权力也随之扩张到华北。这样，华北军政大权便由阎百川转入张汗青手中。实际上，由于华北是军阀林立地区，张汗青实际权力只及冀察两省及平、津、青岛三市，晋绥及其他地区只是在名义上归他节制。张汗青虽因拥蒋获取了华北大权，并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要职，达到他一生权力的顶峰，但同时也由此埋下了日后东北军衰弱乃至消亡的种子。日苯关东军正是趁张汗青挥师入关，东北空虚之机，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武装入侵诸夏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汗青奉行常凯申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东北沦陷使东北军失去了根据地，同时也为常凯申削弱张汗青权势创造了条件。本来常凯申将华北交与张汗青只不过是为了打败阎百川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张汗青退出东北后，常凯申便授意石城政府于11月25日下令将张汗青东北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1932年1月3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称燕都政务委员会，作为华北最高行政机构(在此之前，东北政务委员会已于12月19日移驻燕都)，经改组后的燕都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由张汗青、韩向方、付佐义、宋明轩等各华北地方派系组成的大杂烩。利用各派互相牵制以便于cao纵，这是常凯申控制地方军阀的一惯手法，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改组只不过是常凯申削夺张汗青权势的第一步。1932年8月，张汗青因要求石城政府拨款抗日被行政院长汪兆铭斥为“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张一怒之下向常凯申提出辞呈以示清白；常凯申为将华北大权收归已有，不但未加“挽留”，反借“挽汪回任”之名顺水推舟于8月15日准张辞职(其时，汪兆铭为逼张下野也向常凯申挂印而去)。17日，石城政府明令成立军事委员会燕都分会，由军委会委员长常凯申兼任燕都军令会委员长。常凯申这种做法使早对汪兆铭与日妥协行为心怀不满的宋明轩等华北将领大为愤懑，宋明轩为此领衔发出“愿与张氏同进退”的通电。常凯申因众怒难犯，深恐北方有异动便又电请张汗青代理燕都军分会委员长一职，以稳定局势，张汗青乃免于被驱之命运。但常凯申并未因此而罢休，而是等待时机，再作它谋。1933年春，日军继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发起进攻。热河省主席兼东北军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退，并征集车辆满载鸦片及家产逃出承德，日军仅以128人选头部队占领承德。承德失守引起全国愤怒，要求惩办常凯申、张汗青之电络绎不绝。在此情形下；常凯申亲信翁文灏、胡适、丁文江等为使常凯申免遭下野之厄运乃电常请其北上，并称：“热河危急，决非汗青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其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何以自解于天下？”常凯申接电后于3月7日离京北上，但常此行并非抗日，而是要劝张下野，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在常凯申逼迫下，张汗青乃于11日向石城政府发出辞职通电。12日，石城政府下令免去张汗青本兼各职，由军政部长何敬之兼代燕都军分会委员长。通过此番周折，常凯申终于将张汗青从华北赶了出去，华北大权遂落入“中央”之手。常凯申攫取华北大权后，为便于对日妥协以全力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5月3日，石城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统揽华北各省市政务，设委员23人，下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并可视事务之需要设参议、谘议、专员，该会有权在不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前提下拟定单行规章。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常凯申把兄弟、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表示妥协。黄郛上任后不久便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苯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为日苯将其势力进一步伸入华北创造了条件。然而，日苯对常凯申妥协行为并不领情，为达到分离华北的罪恶阴谋，不久日苯又将常凯申石城政府中央势力从华北赶了出去。

    　　日苯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华北。鉴于武力准备不足，日苯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不同于东北的“谋略”方式，即通过“华北自治运动”扶植亲日政权，最终使华北脱离石城政府而“独立”(实为日苯控制)。为此，1935年春，日苯借口两个汉jian报社社长胡恩溥、白逾桓被杀及所谓“孙永勤事件”强迫何敬之与其达成了《何梅协定》，将石城政府中央势力(军队、特务机关及国民党党部)赶出了华北，燕都军分会、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常凯申在华北的统治因此顿形衰弱。随后，日苯为扶植亲日政权又将目光转向与常凯申有矛盾的华北最大实力派、29军军长宋明轩身上。而曾在长城抗战中大出风头的宋明轩因对常凯申抗日失望，此时也一反抗日态度转而采用“谋大权舍小利”、对日有限度妥协的原则，谋求日苯支持其从石城政府手中获取华北大权。他对部下说：“当前形势危急，日寇已侵入华北，为国家计、为地方计，我们应当挺身而出，不过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常凯申在华北既无势力，又不愿与日对抗而影响其“剿共安内”政策，只得暂时默认宋明轩在华北的“主导地位”，希望宋明轩不要脱离中央。此外，在常凯申看来，宋明轩有过抗日历史，政治花样少，在地方实力派中是一个比较“守本份的军人”，不至于会投降日苯。8月28日，石城政府又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任命宋明轩为平津卫戌司令，秦德纯为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实际上，常凯申上述举措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不甘心对华北实际统治权的丧失，时刻在寻找机会“卷土重来”。1935年11月26日，常凯申以讨伐殷汝耕叛国投敌为由，通过石城政府行政院下令撤销早巳“名存实亡”的军事委员会燕都分会，其政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并任命何敬之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以加强中央对华北的控制，同时成立冀察绥靖公署，以宋明轩为主任以示“安慰。但宋明轩为达到称雄华北的目的，采取“以退为进”笨略，坚辞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一职，并巧妙利用日苯压力阻止何敬之北上就职。在宋、日“夹击”下，何敬之一行到达燕都后，“惶惶不可终日”，乃于12月5日致电石城政府，建议接受宋明轩“华北自治”要求，只是将自治范围由五省二市缩小为二省二市，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11日，石城政府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明轩担任该会委员长。随后，又任命宋明轩为河北省主席、张荩臣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为天津市长、秦德纯为燕都市长，冀察大权尽为宋明轩所把持。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隶属于石城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是宋明轩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常、日之间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随着日苯对华北侵略的深入，夏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常凯申抗日趋势的加强，宋明轩也逐渐重新走上抗日道路，日苯分离华北阴谋终未得逞。

    　　1937年7月8日下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会议室，以我为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领导层与徐次宸带队的石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代表团对面而坐。气氛十分凝重，原因是，今天晨八时，徐次宸接到了石城军事委员会的急电，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这个突发事件，我们本来约好早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石城国民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常凯申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敬之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次宸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石城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我，常凯申回电宋明轩，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汴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石城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苯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我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苯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rou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明轩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苯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