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道路决心

    张泽华得知徐进的父亲年纪并不算大，不过三十六七岁的样子，走进那茅屋的时候看到家里境况看起来似乎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寒酸，起码还算宽敞而且杂物还算不少。可是见到徐父本人的时候，却感觉那人像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时不时的咳嗽也证明其身体并不是太好。

    十年来从北到南，张泽华见过不少贫病交加的人。眼疾、皮肤病、肺痨在乡村经济相比宋明多数时候更为衰败、炭火柴薪随着树木滥伐也逐渐贵起来的近代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的现象，倒没有太多的诧异。

    可是见到一家人只有徐进父母两人还有兄弟二人的时候，不由的对徐进问道：“我看兄弟的年纪也已经至少十七八岁到了要成家的年纪了，还有没有相好的人么？爹娘这么有运气的有了你们两个男丁，可不能让长辈失望啊，我不一样，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可是当问到这里，徐进只是稍有些感怀的说道：“我们兄弟二人还有两个jiejie，可在我十岁那年的时候去县南当童养媳了。不然，我家也不会有这还算宽敞些的茅屋，我家也没有条件两个人都去当纤夫打点短工的同时还能给父亲看看病。”

    “县南？县南的哪个大户？”张泽华听徐进讲这些话似乎根本不像是诉苦，而像是讲述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可见这在黄安县北似乎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张泽华过去见过不少人间的悲苦，而这一次在心中也已经决定：就算不当即抱不平，也要记下几个倒霉蛋的名讳住址了。

    可徐进却说：“也不是什么大户，县南的殷实农户而已。七里坪镇附近还有那县城附近的人们同我们这县北的人是两重天，女人们能在那里也算多少有机会吃口饱饭。。。”

    “至于我，加里这些年来的积蓄也快耗尽了，我想我这辈子可能要像村里很多人那样光棍终生了。”

    徐进说的似乎十分轻松，只是说道最后的时候似乎才有些伤感与消沉，因为这并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也意味着无后不孝与无奈。

    张泽华沉默不语起来，想起了从前生到今世的很多事情，犹豫了许久最后郑重的对徐进说道：“张大人总督湖广，筹幕新勇营，命我筹办。你可愿意来从军？亲兵队长或者哨长，看兄弟你的表现了。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也不会挽留。”

    干了年逾纤夫，徐进也算是个在外面有所听闻见识的人，一听这话就来了精神：“我听说勇营的饷银可不低，除了每月五十斤口粮以外还有三两有余饷银？这可属实？”

    “属实。而且你应该了解兄弟的为人，或许为了节约钱粮办更多的实事，可能要节省其他人的一些空饷。但是凡是在营的人，我绝对不会有所亏待的。如有这种事情，兄弟也随时可以离开。”

    让张泽华没有想到的是徐进竟然为这每月三四两银子待遇的差事激动万分：“如能从军，哪怕仅仅是一个兵勇，管带大人的大恩也没齿难忘，来世。。。”

    可稍加思索，张泽华也多少猜到了一二。晚清承平时期的乡间粮价，就算是有jian商敲诈佃农，这个级别的待遇也几乎能让一户人在不怎么劳动的情况糊口了。而如果劳动其他，则几乎能让像黄安县北不少赤贫状态下的家庭有彻底翻身的机会了。这还不说：在时人眼里：当兵是清闲的美差，比当长工或者常年在田间劳作的农户那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也是只要不遇到抗战解放战争那种伤亡惨重的大战，就算是有点风险的军阀混战时代，当兵相比绝望的旧时下层生活仍然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事情。这还不说军队中能够认识的许多同袍无形中是一笔隐性人脉资源，对改善乡村下层贫雇农的境遇有着立竿见影的好处。”

    张泽华不苛责这个年代“当兵吃粮”思想如何落伍，只是提醒道：“咸丰以来朝廷整军经武，留用防勇，可不是没有原有的。你可知：在这个表面上太平的年代，我国与东洋人或北边的俄人随时有可能爆发大战。而我手下不会像其他那些浑浑噩噩的营头一般，是很有可能堪当重任的。”

    这样的话多少让徐进有所迟疑，但也仅仅是迟疑而已。回忆起这黄安县北绝望而贫困的生涯，徐进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下愿意跟着管带大人搏出一个前程！”

    “好！你是我手下的第一个兵，按照规矩，直接就可以从勇营里的亲兵队长当起。再问问你弟弟徐东愿不愿意从军吧！”

    最终性格似乎更为内向一些的徐东也跟随哥哥成为张泽华手下的第二兵。

    走出茅屋再次遇到张仁颋，这位曾经谈笑风生的纨绔不知怎的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很久才叹道：“我远以为文风昌盛的黄安县是个富庶的地方，可没想到这里的民众这样困苦。。。”

    “黄州府并不是多么富庶的地方，不是这里的大多数百姓忍饥挨饿，又怎能有数百年来昌盛的文化。”张泽华的语言似是陈述也似是反讽，张仁颋和李通等人却似乎没有听出话中的含义。

    而在此时张泽华的心里早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打定了主意。

    之前在张泽华的心中还有一丝为满清在甲午战争中建功立业，之后再提前做那袁世凯的想法，也就是典型的军阀路线。而在这黄安徐家一行见到下层黄安下层百姓绝望而困苦的生活之后张泽华就已经改变了主意：如果不革命，而要走那靠东靠西的军阀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地军事潜力的一种浪费、对此地百姓另一种残忍；不走革命道路，更是对中国力量的一种浪费，对民族的一种残酷。

    近代，绝不是某些人想象的什么“民国时期矛盾才积累到如何程度”，更不是《朝花夕拾》中的百草园。自19世纪初以来，旧时不少地方的阶级分化早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哪怕在所谓“同治中兴”“光绪初年”那样的承平时期，哪怕在所谓文风最盛的地方，乡村剥削或隐性的压迫之巨大也早已为陶煦那样的清代读书人所深知，并有过关于租债之酷、地权之不均比新中国教科书更不给面子的详尽论述。

    至于打算做那甲午战争中为大清力挽狂澜的功臣，更是可笑的想法。不论清廷还是日本，都是革新之路上的对手。前者弱而后者强。要是有那个本事，早就可以改换天地，何必要耽误几年时间？更别说那样的选择对自身势力成长，对中华发展机遇上的浪费了。

    在心中暗中下定决心的张泽华却没有再表面上表现出来，只是对徐进说道：“这村子里哪家十二三岁左右的孩子还算可靠，你来说说？我们就先从挑几个进一步帮助募兵的帮手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