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篇 第一章北洋把持北京政权群雄逐鹿华夏
在上部书里说了半天国家大事，反回头来又说刘元允家的家庭小事，说了两章家庭小事，咱还得说那国家大事。 本不想说那国家大事，因为那国家大事离咱们太远，咱小老百姓也管不了那国家大事，可咱这小百姓生活在这天翻地覆的时代，不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听书人怎知道主人公生活的艰辛哪！ 大清国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传瞬之间，或灰飞烟灭，或倒台下野吃省心饭去了。 转眼之间，迎来了又一茬风云人物，又一茬风云人物，造就了中华民国的历史。 民国的一篇就要开始啦！ 清廷的丧权辱国，使中国人丧失了尊严，中国人曾几度想挽救自己的国家，曾出现过林则徐、曾国藩，左宗堂、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孙中山。 但清廷听不进逆耳忠言，终于使国家日趋一日衰弱，人民对国家丧失信心，不得不把这个国家推翻。 此时，清廷手里还掌握着庞大的军队，这些军队的大多数兵士和大多数百姓，都是随风倒的。 如此时，满族皇室中有一人能力挽狂澜，统领军队和革命军力争，胜负也未可知，可自从清朝努尔哈赤起事，经过顺治，康、雍、乾，之后，清室的皇帝就没有带兵打过仗的啦！有的是，是见了敌人来了，就逃之夭夭，溜之大吉了，甭说皇帝，就是皇族，那个也不想身先士卒带兵打仗，冒那死亡的危险啦！曾解救清廷于水火的都是汉族人，曾国藩，曾把让清廷几近灭亡的太平天国消灭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是程朱理学教育出来的儒生，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认认真真给清廷办事。可世间的人哪都是一样的哪？ 清室的人已成贵族，不愿身先士卒，带兵的人只能用汉人，汉人袁世凯训练出了新军，清廷看着袁世凯势大，罢黜不用，清廷已岌岌可危，放着自己花钱训练出来的军队无人指挥，只得又去请袁世凯出山。 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曾国藩，此时的中国也不是五十多年前的中国，清廷的软弱，清廷的腐朽，使人们对它彻底丧失了信心。 革命党的武昌暴动，引起了南方全国十五省的独立。当时除了关外三省还有直隶、河南、山东、甘肃，没有宣布独立。 所谓独立，也就是持中立态度，此时的袁世凯手中拥有大量清军，而革命党也就是几千人，但革命已是大势所趋，清廷已经臭名昭著，已不是仅仅用改良就能满足得了人民愿望的了。 袁世凯，用武昌起义来威胁清廷，清廷，通过袁世凯用“君主立宪”回复革命党，袁世凯派蔡廷干和刘承恩这两个“和平使者”去见黎元洪。但此时已不是康梁时代了，革命党看到全国的行势，又看到了清廷的腐朽，革命党拒绝了袁世凯。 起义的革命党，都很年轻，名不见经传，他们为了使更多百姓拥护革命，参加革命，拥戴了当时为清军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总参议。 黎元洪出身贫苦，和士兵关系融洽，跟革命本来无关，对革命运动持中立态度，武昌起义打得正酣时，他聚拢属下的军官在一个大堂内没有参战，革命军战领武昌，找到他，拥戴他为都督，他曾三天三夜一言不发，革命军让他签字发安民告示，他拒签，后来他看到革命如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他就认同了革命，当了湖北军政府都督。他后来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孙中山在国外听到革命胜利，回国，黎元洪立即把都督一职让给孙中山，孙中山于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由于当时清廷皇帝只是个七岁的小孩子，大权都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手中握有重兵，真正的革命党人，力量和袁世凯的力量相比，相差甚远。 孙中山，临时国会决定，拥有最大实力的袁世凯如果能够使清廷退位，则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这个决定，既是国会的决定，也是革命党领导人的决定。当时的领导人普遍认为，只要是汉人当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 孙中山为了牵制袁世凯，专门制定了《临时约法》。 而袁世凯当时已参政摄政多年，在国内和国际都有知名度和威望，只有他当大总统才能伏人；又一个原因只有他才能和清室对话，而他的对话又能产生巨大威力，可以不动刀兵就可使封建帝王退位。 袁世凯用革命党来威胁清室，用清室来威胁革命党，他手里攥着强大的兵权，在清廷已经非常不得人心，人民急需想改朝换代的情况下，袁世凯就当了大总统。 孙中山自1912年1月1日，由上海到南京宣誓就职，担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即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只当了两个月的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革命党的力量威胁清廷勋位，但他和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思想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他没有履行孙中山给定的临时约法，孙中山又举行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没能成功失败了。 袁世凯当了几年不踏实的总统后，觉得当总统受制于人，又想当皇帝，皇帝当了83天，终于由于逆背时代，而在前进的浪涛中被淹没了。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一命归西。 袁世凯死后，按法典第一副总统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在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期间，对黎元洪的工作掣肘，黎元洪一怒之下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段祺瑞出走天津，他到天津后声明，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和黎元洪分庭抗礼。黎元洪虽是总统，但手下无兵，黎元洪乃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护驾。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北上。 但张勋却另有用心。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1854年(清咸丰四年)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投靠袁世凯任管带，后任副将、总兵等职。1911年升为江南提督，后任安徽督军。 6月14日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 张勋拥立宣统复辟倒行逆施，全国上下反对，段祺瑞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日正式开战，12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14日，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段政府礼仪性地去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 黎元洪一是引张勋到北京有过，二是已有前车之鉴无法与段祺瑞合作，回到家里通电全国引咎辞职。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被请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务。 遂北京政权都回到了北洋集团手中。 段祺瑞、王世珍和冯国璋，在袁世凯练新军时，曾被誉为龙、虎、豹，北洋三杰。 段祺瑞曾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袁世凯的养女又给了段祺瑞；段祺瑞实际上是袁世凯的驸马爷。 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革命，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 这两个人并没有因为同出一师之门而携手合作，在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又进行了殊死的角逐。 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当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 段祺瑞被继任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督军叛变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孙中山又连续通电(或单独、或联名)西南各省，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群逆。 1917年（国民六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因手握重兵，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提出"和平统一"。 由于冯国璋的运作，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了，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了陆军总长的职务，22日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王士珍，接替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段祺瑞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一方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方面又说动了奉系大帅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府卫队只有两个师，力量单薄。 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冯国璋在北京陷入了空前的孤立。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想回自己的势力范围南京，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命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拦截，奉军又入关实行了“兵谏”，皖奉联合，冯国璋只能请出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 1918年8月新国会成立了，段祺瑞掌控下的安福系成为第一派系，9月，新国会选举资历比冯国璋老得多的徐世昌，为新任总统，冯国璋无话可说，遂即下台了，段祺瑞鬼得很，同时请辞，但不久被徐世昌转任督办参战事务处的督办，仍然把持着朝政。 说起徐世昌，来头儿很大，徐世昌，1879年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成为袁的重要谋士，此后累获擢升。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曾多所举措，冀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任协理大臣。 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 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之位，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徐世昌儒学功底深厚，深得中庸之道，因要求和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觉自己占此一职无有作为，任职仅一月即力荐段祺瑞继任。 1916年11月，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后又调解直系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cao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 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以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cao纵利导。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打败了张作霖，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因徐士昌是皖系段祺瑞一手策划当的总统，曹锟、吴佩孚逼徐去职。徐回天津。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出身贫苦，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4年，随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军阀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 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直系拉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因黎元洪手下无兵，军政大权仍cao于曹锟、吴佩孚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登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3年10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为使黎元洪早日下台，曹锟、吴佩孚，使用了许多招数，比如让冯玉祥派兵围总统府讨要兵饷，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 随后曹锟，用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 在曹锟当总统的过程中冯玉祥出过不少力，冯玉祥也确实为直系立过汗马功劳，冯玉祥生性耿直，也得罪过曹锟，冯、曹，之间不免产生芥蒂。这就引发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倒戈，使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奉系结下冤仇，曹锟当上总统后，手下吴佩孚踌躇满志，当时直系的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想用武力统一中国。 而孙中山哪？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曹、吴大计。 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由于谋杀清摄政王载沣而声名显赫，年纪轻轻便享誉海内外，日本人甚至对他冠以“革命的风云儿”称号。由于汪精卫善与人交往，故为孙中山所倚重，委以对外交涉的重任。孙中山曾以“胡汉民有内才，汪兆铭有外才，林时塽则为内外干才”的话来评价汪精卫。 9月27日，汪精卫、程潜抵达奉天。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抵达。张作霖在帅府的仪门处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出仪门迎接贵客。 1924年夏，孙中山又派大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到奉天拜会张作霖父子。张学良让会讲广东话的部将何柱国陪同他参观东北部队和兵工厂。伍朝枢参观各种军事机构非常认真细致，不厌其详地询问起有关军事的各项详情。何柱国估计，他此来除了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的实力，要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何柱国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 9月，汪精卫曾奉孙中山之命再赴奉天，与奉系接洽军政事宜，会晤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商讨讨伐曹锟。 9月4日，张作霖便向直系挑战，致电曹锟，声言“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率6个军25万人向山海关、热河一线推进。直系也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出兵20万人，驻屯在山海关和热河一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孙、段、张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这样，战争由江浙一隅的局部事件，发展成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 孙中山，北联系奉系张作霖，南联沪浙皖系，内挖直系墙角，在江浙战争开始后十余天，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15日，爆发。 张作霖把奉军编为六个军，于九月十五日向山海关和热河进发。十七日，吴佩孚由洛阳赶往北京，十八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击奉军；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孙岳被任为北京警备副司令。直奉两军在朝阳和山海关等地交战。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部奋力作战，吴佩孚也赶往滦州亲自督战。 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11月3日结束。 曹锟被囚禁，清王室溥仪被驱除出故宫。 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924年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22日入京，24日就任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而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到处燃放爆竹。天津学生、市民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有五万多群众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 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宾主之间，一时间竟无话可说。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来欢迎，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态度傲慢，不以为然地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随同孙中山前来拜访的李烈钧看不下去了，愤慨地说：“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说：“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遂后，张作霖一反当初邀请孙中山之态度，又下了逐客令，问：“先生预定滞留北京为期几日”孙中山回答：“一俟时局稳定，即作欧美之游。” 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由此可见，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而冯玉祥也不在北京，而去了张家口，把孙中山撂给了段祺瑞。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孙中山来天津后渐感不支，发冷发热，病情再度恶化。但为了国事，他坚持抱病入京。 段祺瑞为两人见面方便，把孙中山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 在段祺瑞未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 可是，孙中山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段祺瑞不结受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又提出了补救方案，1月22日，皖籍阁员许世英、姚震拜访汪精卫，委婉地转达了段氏的回复，称：孙先生之主张“来不及遵办，请商承先生别定变通办法”。显然，段氏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补救方案”。 数日后，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中山向国民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由于孙中山与段祺瑞政见不和，段祺瑞虽“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咫尺，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互不谋面。 孙中山本来有病，又加北上的愿望落空，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段祺瑞没有参加追悼会。 至此，国民党人与段执政彻底闹翻。5月23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谓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本党已与之绝交，不予承认，要继续遵循孙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革命全功。 这一下，段氏非但没能“善后”，反倒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了。 在段祺瑞临时执政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决定了段祺瑞的命运。 1925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沈阳推进，张作霖几近灭顶。 1925年12月30日，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被冯玉祥密令部下枪杀（徐树铮曾枪杀陆建章陆建章是冯玉祥姑丈），段祺瑞闻讯晕倒，醒后大哭，悲痛异常。 1926年1月14日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3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请愿驳覆八国通牒，被段祺瑞卫队刺伤十余人。3月18日，北京各界反帝人民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执政府卫队向请愿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五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4月段祺瑞图谋联合奉、直，打击冯玉祥国民军，被鹿钟麟察觉事泄。4月9日晚，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1926年4月11日晨，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令外交总长胡惟德代理国务。 15日，国民军于形势所迫，退出北京，退出北京后，在南起南口，北起张家口的东南西北的四周构筑工事。此时山西的阎锡山也加入了倒冯大军，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在加上山东的张宗昌聚集了几十万大军，合围冯玉祥的国民军，。5月初，奉直晋军组成的“讨赤”联军开始向南口发动进攻，鏖战三个多月，8月14日冯军被击败。退出察哈尔，跑到绥远去了。 16日段系吴光新部唐之道师自通州入北京，自称警备总司令，拥段祺瑞复职，17日段祺瑞出东交民巷，宣告复执政职，并电询张作霖、吴佩孚对时局意见，不为吴佩孚、张作霖所重视，段祺瑞手中无兵，遂于20日通电下野。 奉系张作霖遂入主北京。 同年11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7年4月，奉系当局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