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万丈高楼平地起

    　　上面几章里，我简单地介绍了七七事变前夜，石城国民政府的军备和战备情况。那么西北边防区和西北边防军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当时的西北边防军共有六个现役的陆军步兵师，六个边防武装警察师；陆军师和边防武警师的训练装备及编制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陆军师的办公费由石城国民政府负责发给，而边防武警师是西北边区地方政府承担所有费用。这十二个师每个师配备了24门民20博福斯75毫米山炮，大量的轻重迫击炮、战防炮、高射机枪。除了现役师的装备齐全外，西北边防军还储备了十八个师的轻武器及迫击炮、战防炮装备，后来我们用这些装备在动员后的两个月内，通过征召后备役人员，把西北边防军扩充为十六个步兵师、四个机步旅的部队，为第一年的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西北边防军有着强大的炮兵部队，1937年拥有240门民21博福斯150毫米*炮，这些炮兵部队被编组为6个野战重炮团（每团24门）和2个独立野战重炮团（每团36门）、1个教导团。高射炮兵当时有十个团。

    　　所有弹药储备都按照两个会战份准备。

    　　西北边防军还在世界上比较领先地开始了装甲兵方面的尝试，当时正在编组两个机械化步兵旅。西北陆航也是抗战中屡建奇功的部队，当时刚刚成军，有12个歼击轰炸机中队的实力，还编有有一个运输机大队，四个侦察机中队。

    　　这些西北野战军抗战的钢铁巨流，完全建立在西北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正是由于西北具备了能源、电力、材料、机器加工等完整的基础工业，才有了抗战中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精良武器弹药装备的西北军事工业。

    　　李兴中、陈常捷这次带着徐次宸率领的石城、晋省兵工代表团参观的西北第一、第二机械工厂，是西北边防区为抗战准备的核心兵工企业。该企业由西北开发集团公司下属的西北机械公司投资。西北边区为抗战的工业准备全面有序的，有着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西北边区开发设计委员会的长期规划而实行的。1937年主要装备年度最大产量是：150毫米*炮88门、75毫米山炮129门、步枪六万支、*一万二千支、*炮弹45万发、七五毫米山炮弹100万发等等。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西北边防区从建立到发展，直到成为抗战基地的大概过程。

    　　1924年底，燕都政变后，冯基善、胡励生、孙禹行等国民军首领连电邀请孙义贤先生北上参与燕都新政府，但是奉系军阀却压制住了国民军，转为由段启瑞成立执政府，事情不顺利，孙先生病重逝世。当时我还在东征战场上，但是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先生早在1924年年中就策划了在把西北作为诸夏国革命新根据地的计划，并且与孙义贤先生做了充分交流，达成了一致。作为红色露西亚顾问团首席助理的我被孙义贤先生选为皇浦军校西北工作团的团长。鲍罗廷和TVSoong一起给孙先生起草了有关西北革命的遗嘱，直接写给我和于伯循先生的：西北革命，尽以付汝，越石（我的字）主军，伯循务党，革命未成，奋斗不止。

    　　伟大的先行者孙先生在1925年3月中旬去世了，他临终前急电我北上赴豫省胡励生军中主持汴梁（开封）之北方联合军校，并与续桐溪、于伯徇等人共商北方革命大计。我乃在1925年三月下旬遵从孙义贤总理遗嘱，带领由部分皇浦北方籍师生组成的皇浦军校西北工作团北上，在红色露西亚顾问团和续桐溪、于伯徇等帮助下，取得了胡励生将军信任，我用爱国华侨提供的资金购买了红色露西亚军火，赞助国民二军。他任命我为校长，仿照皇浦军校制度，成功开办了北方联合军校，培养了一批忠于国民革命理念的军官；并把用我购买的军火装备的邓瑜部改编为军校教导师，将我任命为邓瑜部的党代表，负责建设邓瑜部为模范师。我与国民二军、三军中的进步左倾将领邓瑜、史可轩、续范亭等人有着相同的国民革命价值观，为国为民，情投意合，从此决心共同开展西北的国民革命。1925年六月，国民三军西进陕西，我设法买通了岳维峻左右，他同意军校及其教导师邓瑜部以国民军西北纵队的名义协助国民三军西进，我与徐次宸、邓瑜定计，由邓瑜部在1925年八月抢占了甘肃，为西北革命取得了第一个基地，西北纵队随即开始了新式整军运动，将旧军队改造为一支思想进步的革命军队。1926年初，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发生战争，在国民二军退出汴梁之际，国民二军主力不听我的规劝，在西进潼关时中了伏击，损失殆尽，而我则带领部队北上到达了五原。在这里，汇合了西北革命领袖于伯徇老先生，并接受了红色露西亚援助后，招揽了溃散的国民军士兵，实行了著名的五原改编。把溃散的国民军部分部队改编成了皇浦式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组成了西北边防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也有北伐军之第八个军的称呼）。随后，我们誓师南征，在1926年成功地解了秦省陆军的长安之围，冯基善自红色露西亚回国后，我与冯基善会盟于秦省三原，相约由我主持西北军政，给冯提供财物支持，由冯主导北伐。从此以后，我带领西北纵队经过大剿匪，大抗旱、大建设开创了西北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1926年底，西北纵队接收西北的时候，西北正是面临着1928-1930年连续三年大旱灾的威胁，银河系地球的真实历史上，这场旱灾夺去了三百百万以上人的生命，仅仅秦省29年就有八十多万人死于*。在我这个时空，我调动了海外华侨和对华友好的外国财团的资金，创立了西北开发集团公司，团结西北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西北开发集团公司为商业载体，以工代赈，共度难关。不仅没有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反而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大量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连接玉门和潼关的玉潼铁路，就是在此期间完成大部分工程的。

    　　为了能够让西北边区军民一心，用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与旱灾抗争的时候，奠定大西北工业革命的基础，1927年，我费劲心思，请到了当时国内各行业最顶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们，齐聚西安，他们有翁文灏（1889生，字咏霓，浙省鄞县人。最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于1889.10.26，字仲拱，鄂省黄冈人，诸夏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诸夏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竺可桢（1890.3.7生，字藕舫，浙省绍兴县东关镇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诸夏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钱昌照（1899年生，苏省张家港鹿苑（原属常熟）人，经济学者）、曾昭抡（化学家，1899年5月25日生于湘省湘乡）、杨石先（1897年1月28日[1-2]－1985年2月19日），化学家原籍皖省怀宁、李仪祉（1882－1938），秦省蒲城县人，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范旭东（1883年生，湘省湘阴县人，民国时期化工实业家）、侯德榜（1890年8月9日名启荣，字致本，生于闽省闽侯，著名科学家，杰出化学家）、刘鸿生、卢作孚、陆熙顺陆熙顺、龚心湛、陈调甫、郑东琴等等。西北边区军政委员会（当时西北的最高军政机构）恳切地说明了西北发展经济，抗旱救灾的一系列想法，得到了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大赞同。他们骨子里渴望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的思想，与西北通过引进科学技术救灾济民的政略不谋而合。这次会议，也请到了当时国内很多还默默无闻，但后来都在西北发展中一举成名的青年学者如余铭钰(1896～1962)浙省镇海县人，加里福尼亚州大学冶金硕士学位；王恒升，区域地质学家、岩石学家、矿物学家、矿床学家；谢家荣（1898.9.7-1966.8.14），字季骅，上海人，地质学家、矿床学家、王竹泉（1891.04.09-1975.07.24），男，字云卿，又名宗琪，出生于河北交河，区域地质学家、煤田地质学家；程孝刚，机械工程专家，技术教育家；西北铁道机车工业和运用管理的开拓者。张德庆，字守闲。1900年出生在苏省宝山吴淞，后来西北通用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