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永远有多远

    　　郭汝桂(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铜梁）)在军列中央的一节票车上（客车车厢）隔着车窗望着陇海线沿路一个个熟悉的车站名字。这几天郭汝桂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就像铁路旅游团似的，把中国当时的铁路干线几乎走了个遍。

    　　郭汝桂是十四师的参谋长。十四师先是在八月十一日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然后沿着平汉线向河北长辛店集结，可是当师部列车刚到河北邯郸永年车站，忽然接到军事委员会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于是，运十四师的兵车，黑烟滚滚，昼夜飞驰又原路返回，到郑州后转陇海线，然后颠簸十个多小时，到徐州府火车站后改走津浦线，到浦口轮渡下关后，要略作休息，师长霍揆章与郭汝桂要去军政部面授机宜，再向南继续前进。郭汝桂觉得十四师这种颠沛流离的机动简直就是自己的命运的写照。

    　　郭汝桂是川军将领郭汝栋的堂弟。由郭汝栋保举进了黄埔五期，从此，开始了他颠沛流离天灾人祸的求学生涯。这位老兄确实不大走运，别人上学毕业是个简单过程，到他这儿就成了高难动作。

    　　先说黄埔军校这段吧，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这是大家都需要的程序，问题是郭汝桂遇到了北伐，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由总参谋长李济深宣读誓师的誓言。蒋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参加这次典礼的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兼毕业典礼）；第五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王伯龄），第二师（刘峙）；第三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师六十团（李杲）。当天下午，北伐部队即由大会会场出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于是第五期入伍生就得多干活儿了，郭汝桂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辛苦先不说，郭汝桂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幸而被同学搭救。1926年10月升学回到了黄埔岛，他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他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到了武汉，国民党又发生内讧，以至于影响到郭汝桂的黄埔学生身份。话说当时汪蒋二人争权夺利，武汉国民政府这时已对黄埔实施了改组，下令取消校长制，改以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校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他们是汪精卫、蒋中正、谭延闿、吴玉章、徐谦、邓演达、顾孟余。教育长先由邓演达兼，后由学兵团团长张治中调任。除第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大队外，还在武汉招收了第六期新生。以后常凯申为了加强对黄埔的控制，将两个步兵大队由黄埔调到南京；经理科两个队则留黄埔。因此黄埔军校第五期就一分为三。宁汉合作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五期步兵科两个大队就被说成为黄埔军校本校，并继续招收第六期学生，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学生队的学生，要重新登记，才算黄埔同学，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反称为武汉分校。这就害惨了郭汝桂，因为他不可能跑南京去重新登记，在1927年4月14日他就被学校里的中共派回川军工作了。所以郭汝桂的黄埔算是白读了，直到32年他进南京陆军大学时候，才经过校方调查，承认了他的黄埔五期学历。

    　　回到川军中的郭汝桂求学之心不死，又于1930年考取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这次他如愿进入工兵科学习，然后，就遇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群情激奋，郭汝桂是个爱国的人，他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起要求退学。11月，郭汝桂离日本上船时一只脚站在岸边，一只脚踏在船头，将一块石头扔在海里，内心发誓说：“我们不打败日本，成为一个战胜国，我就决不再到日本来。”

    　　郭汝桂等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二十三、二十四期学生，一到上海，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开会，决定每期学生推举代表两人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允许我们投考中国陆军大学。结果是南京训练总监部一点儿面子不给，打发他们去报考中央军校，郭汝桂说我特么就是五期黄埔生，你丫让我再去九期学？

    　　关键时刻还是堂兄郭汝栋帮忙，给了一个陆大十期考试名额，郭汝桂终于考中了，本以为可以安心学习，没想到，遇到一二八事变，还好鬼子没有打过来，推迟到1932年3月1日，郭汝桂总算能坐课堂里听讲了。这次总算是学完全部课程安然毕业，1936年毕业后他留在陆大作研究员和教官。1937年五月，经同学介绍去了十八军十四师任参谋长。

    　　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他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郭汝桂那多变的命运又一次起了波澜，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郭汝桂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他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他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他的妻子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郭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郭汝桂连忙叫他们走了。八年后抗战结束，国军阵亡将官总数约为二百七十五人，郭汝桂不得不佩服郭汝玲的毒舌真是准啊，这不详的预言，预示着八年抗战军官的惨烈牺牲在所难免。

    　　部队被军事委员会从河北前线拉回苏州，此时的郭汝桂只能在车上欣赏风景。军列主要由棚车也就是闷罐车组成，其中运输人员的木墙木底，又叫代客车，每节车厢按照西北野战军规定，可以装携带轻武器的步兵四十人。那国军嘛就不一定了，多多益善，这种车厢人畜皆宜，没有窗户看风景的，盛夏时节很受罪。整节车厢没有电力，没有座位，只能席地而卧。由于途中不能下车，官兵吃喝拉撒都在车厢内，由于空气几乎不流通，气味不堪忍受。更为甚者，盛夏7月，室外温度将近37度，车内更是到达了恐怖的40度，因为炎热不少战士已经一天两夜不能安心入睡了。还有啊，知道闷罐车里的兵怎么解决大小便吗？小便好说，打开车门对外就行；要是大便，那就要配合了：拿起万能的背包绳，两个战友在里面拽稳咯，屁股伸出去。这就不单是难受了，绝对惊险。好在民国时期徐州到浦口之间火车时速最快才四十公里，否则的话十四师没到浦口就要有伤亡了。

    　　郭汝桂是坐师部的车厢，这是一个特快列车的票车车厢，整个列车就两节票车车厢，供给师部的军官，民国的票车是木制的，冬暖夏凉，郭汝桂半开着车窗，看着津浦线上的景色。夏收刚结束，秋播还没开始，田间很少劳动的人，进入津浦线后，偶尔有种棉花的农民在给棉桃摘顶，也有收花生的，今年本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农民辛苦耕作到年底能多收个三五斗，也可以扯几尺布给孩子做件新衣裳，可是现在日本人打过来了，谁知道这些朴素的农民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一九三七年的中国铁路建设很不健全，东北被占领后，内地主要干线就是平汉（北平到汉口）线、粤汉（广州到武昌）线、津浦线（天津到浦口）、京沪线（南京到上海）、沪杭线、浙赣线（杭州到南昌），二十世纪的铁路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普奥战争开始，铁路运输在各国陆军的战略机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在取得了普法战争胜利后，就下达命令：“不要再修堡垒了，要多修铁路。”一战期间，各国陆军的战略机动和后勤供应都依赖铁路，所以各国陆军也高度重视对于铁路军事调度的管理，其中德国总参谋部对铁路作用尤其重视，当时有个笑话：参谋学院培养出来脑子最灵的人都送去铁道学院深造，最后在疯人院里归天。苏联红军在内战中更是依赖铁路成瘾，所有的战役都在铁路沿线打，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了，一直影响到后来冷战期间的八十年代，苏联红军一直不敢对华开战，就是考虑到后勤依赖西伯利亚大铁路，容易被中国军队切断这根生命线。

    　　在这个抗战时空里，西北野战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有充分的重装备的军队，赖以抗战的重型*炮、中型坦克、各种燃油等都依靠铁路进行全国机动，各种装备、弹药从酒泉兵工厂源源不断通过铁路运输到前线。就在此刻，一列列满载西北野战军士兵、装备、弹药、物资的军列正在通过陇海线、津浦线、京沪线赶往淞沪战场，他们将在山海与日军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