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南方局势

    过去首都是北京的时候，江南的百姓也好，官僚也好，士大夫也好，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委屈。

    甚至不少人恶意的认为，江南地区被朝廷征收重税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大明开国的时候，江南士民没有早早地表达对太祖皇帝的支持，反而支持了太祖皇帝的死对头。很多人都认为，似乎就是这个不好言明的原因，所以大明朝才会一直对江南地区课以重税的。

    有钱的人总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自己的钱应该更多。日子过得好的人，总认为自己的日子过的还不够好，自己还应该过得更好。

    那些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过着好日子的人，可从来不会对没钱的人，没权的人，过着苦日子的人表示什么慈悲。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没有权，没有钱，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单纯的就是因为他们蠢，他们笨，他们活该。

    他们觉得只有自己这样的上等人才理所当然的高高在上享受着荣华富贵，其他的人是死是活都是他们活该。

    这种心理，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别说江南地区地主阶级里层出不穷的官僚们了，就是江南地区的百姓也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命好，生在了江南这块宝地。他们觉得因为自己的命好，因为江南地区的富庶和繁荣，政府就要向他们多征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来说，他们一直认为，如果不需要为整个大明的财政问题负责的话，他们自己完全可以过得美好无比。

    这种想法，可不仅仅是江南地区的百姓的想法。或者说江南地区的百姓有这样的想法，和江南地区的地主官僚集团，和江南地区的士大夫集团的宣传和鼓吹是直接相关的。

    也就是说，作为掌握意识形态的地域性统治集团，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们，他们本身就是这么看待问题的。

    但是话说回来，所有的想法和设想，如果没有通过实践进行验证，那都是扯犊子扯淡的胡说八道。用脑袋凭空想出来的道理，用嘴巴凭空说出来的道理，从来都不是真道理硬道理。

    即使市场经济发达如明朝末年这个时代里，大部分“精英人物”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是相当的粗浅和简单的。

    比如说，明朝的地主官僚们对于财富的看法，大部分还停留在真金白银方面。

    赚了银子，再把银子融成银球银砖然后藏在地窖里密室里，他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并且储存了财富。复兴军在山西查抄晋商集团时获得了八千多万两白银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复兴军在扬州地区查抄两淮盐商的时候获得的六千多万两白银也是证明。

    然而连复兴党最基层的党员干部也知道，白银也好黄金也好人民币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财富，这些东西只是货币而已。而货币，只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不论白银黄金还是人民币，如果这些货币不能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就毫无意义。

    为了证明这一点，新中国把一亿两白银，融化成了五千块每块一吨重的巨大银块，并且把这五千吨银块堆积在了新京特区中央人民银行门前的广场上，让全国人民可以随便的参观。

    黄金白银这些稀有金属对于复兴党来说，除了在一些机器车床上的部件需要它们以外，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金属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新中国的八千多万人民群众虽然不见得都有这样的见识，可是他们也知道，在新中国里，黄金白银根本就没有人民币好使。因为用人民币可以买到天底下任何的东西，但是用黄金白银却做不到这一点。

    用人民币能买到东西，人民币就是值钱。用黄金白银买不到东西，黄金白银就不值钱。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是通过实践经验就能建立这样的意识。

    新中国的八千万人民群众能够通过两三年的实践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名义上属于南明统治区域的南方百姓却没有这样的认识。不仅南明的百姓没有这样的认识，南明朝廷里的统治阶级从崇祯皇帝到官僚地主们，也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从张居正开始就全面经济市场化的南方地区，早就建立起了一种刻板印象了。对于整个南方地区来说，只要有黄金白银在手，那么就可以买到任何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大明朝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江南地区确实可以通过手中的黄金白银购买到湖广地区的粮食，西北地区的牲畜，东北地区的皮毛，西南地区的茶叶，东南地区的海货等等物资。

    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都是在一个体系下，所有的物资都可以自由流通的整体。

    当复兴党控制了北中国，控制了西南地区的四川，威胁着湖南江西地区之后，早就已经不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种植的江南地区，除了手中的丝绸棉布和通过和南洋西洋地区进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黄金白银以外，真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原本作为大明朝的商品粮基地的汉江平原地区现在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套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等地一样，已经成了新中国的国营农场聚集地。从1620复兴党建成开始，随着复兴党势力范围的扩张，因为牢固稳定的粮食政策，江南地区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

    粮食少了，江南地区的地主官僚们的口粮吃食却是不会少的。粮食少了，只能是造成江南地区的百姓没吃没喝，陷入生存危机当中。所以从1625年以后开始，整个江南地区的民变军变就没有停息过。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随着复兴党的轻工业产品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全面的倾销，整个江南地区的丝绸和棉布生产全部都被打击的七零八落。而与此同时，因为粮食价格的不断走高，整个江南地区居然出现了大量的棉田桑田被人为的烧毁，重新改为稻田情况。

    而到了五年之后，崇祯皇帝逃到江南地区的时候，还没等崇祯皇帝在南京把南明政权的给理顺清楚，复兴党就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粮食倾销。

    一方面复兴党自己的粮食生产规模庞大，产量惊人，另一方面复兴党凭借着发达的海运，轻松的从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用工业品获取大量的廉价粮食。

    所以从崇祯皇帝逃到南京开始，复兴党的粮食倾销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整个南方地区的粮价就从一石稻谷十七两银子的价格，一路跌落到一石稻谷一两银子。

    到崇祯皇帝再次南逃到杭州之前，米价一直处于南方地区最高水平的南京地区，稻谷的价格已经跌到七钱银子一石了。

    所谓利益既得集团，其实可以这么来看待。这群掌握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精英人物”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外部环境怎么风云变幻，无论国家是稳定还是动荡，无论这些“精英人物”们是干什么还是怎么干，反正他们都是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取利益的。

    五年前的桑棉崩溃，从宏观的角度讲确实是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造成的。可是复兴党控制的是北方地区和湖广地区，在江南地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销售网点供他们进行工业品倾销。

    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能够成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早在很久以前复兴党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江南地区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生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买办阶层。

    复兴党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是通过买办阶层实现的。

    没有这些出身于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买办们，复兴党是没有办法不通过武力手段就实现对江南地区的工业品倾销的。所以五年前的桑棉大崩溃虽然让大批的中小地主全面破产，但是那些作为买办而存在的大地主大官僚却乘机兼并了更多的土地，进一步的壮大了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从北京逃到了南京之后，对南京地区的士大夫们毫无办法，处境比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要糟糕，几乎处于被架空状态的真正原因。

    而当五年之后，复兴党通过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新买办对江南地区进行第二次经济打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坐拥几十万亩良田的超级地主老买办们，就像他们曾经击败的那些对手一样，也都陷入到全面破产的可悲境地中了。

    两次经济打击，让南明地区的买办实现了更新换代的同时，也让内讧不止的南明政权越发的混乱起来。

    除了实现了对南方地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外，两次经济打击也造成了整个南方地区几千万规模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

    借着这股东风，在1632年到1634年之间，复兴党的在南方地区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

    通过对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的占领，复兴党实现了对整个南中国的东西隔绝。

    而正是因为那几千万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复兴党才能够在南海地区开辟大量的热带农场，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橡胶和棕榈油的。

    实际上，在复兴党大规模的经济手段和小规模的军事手段的推动下，到1636年前后，南方中国已经被划分成为四个势力范围了。

    最东部的浙江地区、江西地区、福建地区和广东地区，还属于仍旧进行着纷乱的内斗和党争的崇祯政府的势力范围。

    不过在这个日趋没落的南明小朝廷里面，除了树大根深的东林党集团以外，还有着作为买办阶层而存在的赣党集团，以郑氏海盗集团为依靠的闽党集团和以广东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粤党集团盘踞其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崇祯皇帝虽然非常明智的从南京那个大泥潭里一路逃到了杭州，把事情做得十分的果决，但是他也没有完全逃脱沦为江南士大夫集团的傀儡的下场。虽然目前的崇祯皇帝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勉力支持下还能够进行一些有限的挣扎，但是彻底的变成一个泥胎木偶，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可能。

    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作为复兴党的势力范围，目前大体上处于稳定状态。

    除了近千万的南方地区的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被分流到北方地区以外，还有近千万人口的南方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正在和湖南地区、广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一起接受人手已经变得相对充足的复兴党的工业化培训和教育。

    一条连通南北的铁路，正在湖南和广西地区兴建。

    除了针对湖南和广西地区的一些山区还有一些“轻微”的军事行动以外，整个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目前都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大量的农场和工厂正在被兴建起来。而相对过剩的人口也被复兴党分流到了南海地区的复兴党国营热带农场中。

    除了南明政府和复兴党控制的湖南和广西外，目前的云贵地区主要有两股势力。

    其中一股势力就是被复兴党从陕西北部一路驱赶到云贵地区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闯军集团。

    凭借着三千多全副武装的闯军骨干，在复兴党的有意扶持下，兵强马壮的高迎祥集团在云贵地区聚集了近十万的各路“好汉”。

    除高迎祥的闯军集团以外，在云贵地区的另一股势力则是明面上还打着大明旗号，实际上却已经和云贵地区的土司们勾结起来全面独立的黔国公沐启元集团。

    在原本的历史上早就已经死掉了的沐启元在本时空活得好好的。在复兴党夺取了湖南地区之后，在云贵土司中威望极高，一直心有“大志”的沐启元，立即领兵对复兴军发起了军事进攻。

    不过沐启元也算是比较倒霉，主持复兴军在湖南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的，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让云贵土司胆寒了的马祥麟。带领着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四个山地旅，马祥麟轻松地击溃了号称十五万大军的沐家和云贵土司的联军。

    五万多云贵土司兵在这场完全是一边倒的战斗里，直接就在战场上倒戈投降了。毕竟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还对十几年前在云贵地区横行无阻的石柱火枪兵记忆犹新呢。

    缩回云贵的黔国公集团还没有舔好伤口呢，高迎祥的闯军集团就攻入了昆明地区。要不是高迎祥的闯军集团对云贵地区的气候还没有完全的适应的话，要是云贵地区的土司们一心支持沐启元的话，黔国公集团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都是问题。

    就这样，在1636年前后的南方中国，因为复兴党仍旧专注于地方建设，高迎祥的闯军集团，沐启元的黔国公集团，朱由检的南明政府三股势力，才能够得以暂时存在。

    不过即使复兴党和这三方力量都处于敌对状态中，可是无论是南明方面还是高迎祥、沐启元方面，他们都和复兴党保持着紧密的商业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