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与舞的关系
巫为象形字。据甲骨文，巫字象古代女巫所用的道具。小篆象女巫两袖舞形。本义指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 巫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在原始社会时，由于人类所认识的知识比较少，对这个社会中出现的某些状况不了解，把自然界的打雷、闪电、下雨、火山喷发、地震等现象误以为是某个神仙在发怒，整天诚惶诚恐，怕天神一个不爽就降灾患于身上，就如同疾病、瘟疫等。 所以原始人类就把某些东西用来参拜，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是神的化身，神是由这些东西衍变而成的，也就由此而产生了“图腾崇拜”。崇拜就有某些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人们向神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也表达了自己的某些愿望，比如生子、长寿、希望风调雨顺以求获得丰收等等愿望，而有仪式就得有个领头人，通过这种人，组织各种仪式，把众人的愿望传递给神，这类人就被称为“巫”。 巫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能够知晓神的旨意，这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可以说如同神的化身了，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因此巫掌握着祭祀、医治、部族历史传承等权力。 巫与医是同源的，从汉字上看，医最初写作毉，下面是巫字。直到周朝时巫和医才分家。但直到当今一些偏远蒙昧的人们生病时仍会相信巫师可以通过巫术给人治病。 巫的实现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因此产生了原始舞蹈。巫与舞也是同音同源的。 ------ 中国著名科学家郭沫若先生从中国古代甲骨文中考证：“巫”和“舞”是一回事。甚至还有的学者认为古老的“巫”字就是两个人相对翩翩起舞的形象。 巫舞是一种古代巫觋祭祀活动中舞蹈的总称。 过去，祭祀活动通常以舞蹈为重要手段，因为舞蹈可以形象鲜明，具有直观的震撼力，而且很美。舞蹈可以起到其他手段起不到的作用。 在古代，“巫”是由氏族的领袖们兼任的。比如：传说中的大禹，不仅仅是一位善于治水的英雄，而且也是一位大巫。他因为治水辛劳，两腿落下毛病，走起路来迈不开步子，只能用小碎步一点点的往前挪。大禹这种步伐久而久之被后世称为“禹步”，运用的范围很广，既是道士布法的一种步伐，也是巫觋求神的舞步。 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祭祀的活动，也都有巫舞的存在，比如在楚国祭神的大型歌舞《九歌》中，就是由巫觋扮演神的形象，身穿彩衣，佩带美玉，手持长剑，翩翩起舞。 巫舞跳起来的难度很大，技艺高超，一般人不能为之。另外，跳巫舞的人不但善舞，而且貌美，很能吸引、迷惑他人。由于“巫”和“舞”是同音，“巫，以舞降神者也”，所以巫“降神”手段主要是舞蹈。 ------ 巫的产生应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及人体本身现象的原始认识，它是人类为了证明人与其他人或外部世界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中间媒介。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阐述：“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而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时离开rou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那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据此，人们认为不死的灵魂离开rou体后变成了鬼神而继续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因此，鬼神为灵魂的存在提供了形式，而灵魂说则为鬼神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于是，灵魂化为主管自然气候、地理变化的神通广大的神（与天上固有的神，如雷公等共同）掌握人的生命活动的外部环境，并化为人间之鬼影响作用于生命人的思维及rou体。于是，自然灾害、气候地理的剧变带来的地震、旱灾等，以及人的疾痛、意识的丧失、各种痛苦等都被归属为鬼神的作用。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悍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悍。”（见《黄帝内经》）人们万般无奈，对于鬼神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敬畏、崇拜鬼神，将客体神化，向其敬拜求告，乞求借助伸力，此即原始宗教，具有消极意味。其二则是幻想人也可以（当然指的是巫师）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控制和影响鬼神，从而控制客体。此即原始巫术，有着积极意义。但由于人们对鬼神的认识经常处于混乱的不稳定状态，因此时而崇拜鬼神，时而又想控制鬼神，或两者同时用之，因而巫术与原始宗教的界限绝难分开，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些宗教也吸收了许多巫术的内容，两者相互渗透，有密切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序上说，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灵魂不死的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需要，而是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rou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