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六章 乾纲独断
广州，广南都督府。 禁军兵士在它周围的戒备，近期已明显加强。 东在文天祥陪同之下，正在院子里散步。他是于景炎十年入秋之后到了广州。 已经不会再有人认为“小鬼头”这又是跑去凑热闹了，相反，令了解点陛下行踪的行朝重臣震惊的是，这位颇喜好乱跑的帝国君主，此次“出巡”却带了众多的兵部人员一同前去。整个兵部在琼州，只留下了茅湘等人看家。 只不过要是让他们再知道，与此同时，各地的宋军主要将领，除杜浒、刘尚武等人不太好返回之外，均接到兵部密令：务必于本月底以前赶往广州，这些朝廷的大佬内心里面还会想到什么，哪就真的不好说了。 东其实这时候也不知道，当他的座舰在帝国水师的护卫下，悄然驶向广州之时，由于他的心越来越“野”，所有人同样认为，他也到了应当被关进某个“笼子”里的时候了。所以，此时此刻，同样还有另一艘船，也载着另外两个人，从福建前往了琼州。 东在广州的驻跸之所，就是广南都督府。这一方面是由于新的皇宫还没有建好，二来也是兵部为了他安全的需要。事实上，就是他入城，之前都没有通知在广州的文官，完全由兵部自己安排，于夜间秘密进入。 东对此是很满意的，因为他到广州的目的之一，就是与文天祥商议一些事情。 宋瑞内心里也很吃惊，他先前得到的兵部密报是：陛下将于近期前往广州。但他没有想到，整个兵部几乎全都来了。 帝国陛下在和他、以及广南都督府的众人稍事见面之后，立刻就与他单独密会。 哪个已经长大的小鬼头，一上来就开门见山：“文相，朕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商。朝廷即将制定新的国策，它牵涉到军中所有的将士。所以，朕想请您先对此进行评估，然后再与军中将士商议。” 说完，他将数页手稿递了过来。那手稿上清晰地写着：《帝国土地田赋规制》。 然而，接过手稿的宋瑞刚准备看，东却阻止了他，并言道：“文相，此事牵涉甚大，请您细细琢磨之后，再将意见告诉朕。” 帝国陛下如此慎重其事，宋瑞自然不会怠慢，他当夜就仔细阅读了这份陛下亲书的手稿。只不过当他读了之后，他内心里的震惊，就已非语言所能描述了。 东信任文天祥是无疑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当一个人能放弃奢华的生活，还散尽家财来挽救这个帝国，更在面临生死抉择之时决不屈服，这个人就绝不是将钱财看得很重之人。而且他还知道，宋瑞对帝国存在的一些弊病，也非常了解。 从许多方面来说，宋代在我们的帝国历史上，的确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它有很多的做法，为后世所采纳。 从土地制度上讲，起于北魏、大成于隋、唐的均田制，在施行了近三百年之后，到了唐代的中期，就已逐步开始瓦解。 这个瓦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帝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一方面是土地无法再增加，加之于豪强大户不断地侵占土地，帝国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这个政策自然也就维持不下去。 历唐代后期，经五代十国到了宋代，在土地归属上，除了“官田”和“私田”（也就是过去的“永业田”），已不再有“口分田”。 这个过程，其实代表着土地私有化的进一步扩大。它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这使朝廷在分配和管理土地时，更为简便。 由此带来的，是民间的土地买卖大为增加。“千年田八百主”这句话，就是当时对此非常生动的一种描述。它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土地兼并的激化。 宋代解决社会矛盾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其实很有主动性，而且颇具有后世国家干预经济的雏形在里面。 如此断言，是因为宋代除了不太成熟的“以工代赈”政策，以及国家将饥民、难民招收进禁军、厢军等措施以外，它的另外一些做法，依然能在后世看到影子。 这一是表现在，朝廷有意识的大规模引进、推广了良种占城稻，提高了帝国总体的粮食产量。这是它地不如汉唐广、而人口远远超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就是它的官田，客观上仍起来到安置无土百姓的作用。 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在官田上，还有很多主动的买卖行为。 北宋时，帝国的财政危机就曾迫使朝廷出售过官田，这主要集中在徽宗时期。南渡之后，由于当时财政愈加困难，于是就更大举出售了官田。 《宋史·食货上一·农田》上就记载：“绍兴元年，以军兴用度不足，诏尽鬻诸路官田。……” 嘿嘿，后世的所谓土地财政，其实煌煌大宋朝早就玩过了。 但是，出售官田虽救了急，朝廷却也失去了其中的租赋。因为在偷逃赋税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官田之赋就成为朝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甚至连军粮都多仰仗于此。 在帝国财政危机的重重压力之下，朝廷迫于无奈，又强行收买了民间的土地，这就是贾似道在理宗景定四年施行的“景定公田”。 “景定公田”的做法是：朝廷先定下各级官员名下的田土标准，一品官限田五十顷，每一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多出来的田由朝廷回购，成为官田，然后租给百姓耕种。 贾似道这家伙别的方面不咋地，但在这件事上很有点魄力。当初宋理宗因牵涉太大，非常犹豫，他竟然以辞职相威胁，并率先拿出自己名下的一万亩土地作为官田，封住了反对者的口。仅仅在三、四个月内，就从朝廷官员名下买回三百五十余万亩土地。 由此也可以看出，朝廷的官员占有的土地的确是不少滴。 如果用后世的话表述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宋代在土地制度上，先是国退民进，然后又国进民退。而且贾似道所为，就是以后台湾所采用的土地改革做法。 后世真的没有多少新意，有太多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古人早已玩过的。 贾似道的做法实际上不能不说有他的道理，但这家伙没玩好。 简单地说，他收了别人的地，给的补偿低，而且还多是贬值的会子。其后，由于仍满足不了朝廷所需，又一再降低了限田标准，并扩大到了民间，再加上官员的舞弊，其结果，民怨沸腾。他最后身败名裂，身首异处，也就并不奇怪了。 东同样评估了这个“景定公田”，但他并不认可这个方案，这主要是他觉得这个做法并没有解决帝国真正的“赋税不均”问题。 他实际上认为，自秦汉以来总的趋势，是帝国土地私有化越来越扩大。因为这个时代，与后世共和国的情形差别很大。 共和国的人均耕地，就是在刚建国时，也只有区区的几亩，如果还任由土地兼并，于“蒜你狠”，“豆你玩”之外，投机商人再给你天天来个“粮身（升）高”，天下就两字：大乱。在此种情况之下，彻底控制耕地、乃至于粮食都是必须的。 而宋代的人均田亩数约为10～20亩，且以后世的眼光，这块土地上仍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垦。因此，他顺应历史的趋势，推进或扩大私有化应当比较恰当。 在这个心狠手辣的后世废才心中，既然要做，要么干脆“官”到底，要么也“私”到尽，绝不拖泥带水。 但宋瑞看了他的规划，内心之中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帝国陛下的打算，又是反着来。 贾似道收田，可陛下要放田，并且更要将以前的官田全都给放出去。天下还有谁比他胆子更大的？ 宋瑞当然清楚陛下这个新规制针对的是什么人。在他的评估中，这个举措的真正关键，是决不允许逃税。 事实上，对于文天祥这个人，我们是不能单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名言，仅知道他是个忠贞之士就可以的。 甚至再通过他死前曾留下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解他勇于慷慨就义，也仍然不够。 因为宋瑞还是一个在危机四伏的帝国末期，对当时的社会弊病、尤其是帝国的上层，有着非常清醒认识的杰出之士。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考中状元的殿试对策卷就可以了解。 但宋瑞更清楚，这个举措一旦弄不好，贾似道的结局就在不远。可陛下亲自前来征询他的意见，这就是要他的一种明确表态。 宋瑞一夜未合眼，但他第二天就觐见了陛下，并说道：“陛下，臣对此并无太多的异议。但臣……” 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文相，有您这句话就行了，其它的您不必牵涉其中。您先将此事告知少傅、刘将军等人，然后再召集军中众将晓谕朕的旨意，并商讨其中涉及军中的部分，朕随后会亲自和他们解说。” 好么，乾纲独断了啊。 宋瑞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然言道：“陛下，有些涉及军中的部分，臣以为太过。” 东脸上敬佩加欣慰的神色一闪，却摇摇头说道：“朕并不觉得过了，相反，朕却认为，有些事情坏就坏在不公。” 东是真的狡猾滴，虽然他为帝国新的赋税政策费了不少心思，可这个所谓“新国策”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废才大量的心思实际上全放在了相关的辅助措施上去了。因为在他自己的看法里面，这才是摆平朝廷众人、并顺利地推行新政策的关键。 有时候仅凭单一的政策，未必能取得预先设想的效果，恰恰是相关或配套的措施，很可能会到缓冲或润滑的作用，保证了政策的执行。 政策要组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