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内患

    贾似道在中统元年郝经“请和”一事中的不给面子，事后根本没有降低忽必烈对他好感。因为贾似道掌权的南宋没有在这个时候给他带来麻烦，已经是在给他最大的面子了。也正是有鉴于此，他才会对某些从内部给他带来麻烦的人极为恼怒。

    这些从内部给忽必烈带来麻烦的人其实指的是两个人，李璮和王文统。他们都算得上是元初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王文统。

    王文统这个人很有才能，他的才能甚至得到忽必烈最信任的汉臣、刘秉忠的赞赏，以至于在刘秉忠等人的推荐下，在北元立朝后，他被忽必烈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就是后世的史书中也承认：“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出于文统者居多。”

    李璮是李全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李全的养子。

    而李全这个人在南宋后期名气不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很多，《宋史》中他的传记非常长。如果简单地介绍，就是在蒙古人攻打金国期间，李全的家人全死于乱兵；他先是参加了北方义军红袄军抗金，后投奔南宋，然后又叛投蒙古人。像他这样的人，至少不能下什么忠心不贰之类的定语。作为李璮的父亲或养父，他必然对李璮的影响很大。

    李全是在窝阔台当政的第三年，攻打南宋扬州时死去，他死后由他妻子统领以前的部众，李全的妻子死后，再由李璮继承。蒙古人授予他的权利是：“行省益都，专制山东。”

    王文统和李璮的关系，同样可以简单地说就是：在王文统没进入北元朝廷以前，先是成为了李璮的谋士，然后当了他儿子的家庭教师，最后又成为李璮的老丈人。

    李璮对王文统绝对是言听计从，而且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点：就是都非常现实地注重巩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王文统作了李璮的谋士后，凡军旅大事李璮都要问王文统。而王文统给他出的主意则是：既要每年都向蒙古人奏报自己与南宋交战的功劳，还要夸大自己所面临的来自南宋的压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用财物笼络部下；当然，为了向蒙古人交差，一点动静没有也不可能，那就暂时拿下宋廷的涟、海二州。

    王文统和李璮的做法，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保存实力，挟外敌以自重。这其实在蒙古人入侵的那个乱世之中也无可厚非。但当忽必烈建立了大元朝后，问题就来了。

    因为在蒙古人南下征服北中国时，并不仅仅是李全和李璮，还有很多其他的汉人武装也投降了他们。对于这些人，蒙古帝国开始时是按照过去金人的做法，给予了他们行省、元帅、以及其它一些官职，甚至根据蒙古的世袭旧制，还让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私人武装。汉军三大世家中的张家和史家，都是其中的代表，当时他们又被称为“汉军万户”，或“汉军世侯”。

    这些世侯在他们的治区内，集军事、行政、财政、人事等大权于一身，而且这些权力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这与蒙古帝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蒙古帝国后来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所谓四大汗国，他们的治理也是如此。因此，这些世侯就成为了中原地区最具实权的诸侯。元初之时，汉军中这样的世侯有“八大万户”。

    存在这样的诸侯，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它违背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为了北元帝国统治的一种隐患。

    儒生们知道这个道理，忽必烈这个时候也已经是“老忽”了，当然更明白。

    同样的，一些汉军世侯也清楚，一旦天下太平，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就难以保住。但只要天下一直有纷争，他们的特权就还有。当他们的眼光局限于自己的利益时，采取抵制或顽抗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了。李璮就是他们中最迫不及待的一个。

    李璮的领地在山东、苏北，直接面对南宋的两淮地区。从他的角度看，如果宋、蒙始终对峙，夹在中间的他，自然仍可以像以前那样左右逢源，挟敌以自重。而双方一旦媾和，他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

    因此，经过和王文统私下里密信往来的商议，他首先开始破坏郝经到南宋的“讲好”。

    除了郝经路过时极力阻挠，王文统还给李璮出了一个主意：“侵宋”。也就是：别人打的时候咱不打，别人不打了，咱偏要打。也正是由于李璮的原因，郝经到南宋“讲好”就始终没人相信。

    那是，你这边说来讲好，那边却在出兵攻打，让谁也无法相信你是好意。这只能让南宋众人认定郝经的行为有诈，是在以议和为幌子，掩护其军事行动。

    不过对李璮来说可惜的是，他对南宋淮安的入侵，被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所击败。他随后又多次向忽必烈上书请求增兵进攻南宋，但均遭到了老忽的否决，所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也正因为李璮在这个时候屡屡与忽必烈的旨意唱反调，才引起忽必烈对他和王文统的警惕。更何况还有郝经把他对“和宋”大计的阻挠，上书报告给了忽必烈。最终导致李璮于中统三年二月反了，所选的时机就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交战的时候。

    事实上，逼迫李璮造反的真正压力来自忽必烈。因为忽必烈与以前的蒙古大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他要立足于中原，以汉地为统治中心。

    忽必烈即位之后，打算将过去的蒙古都城和林改为和林路，升开平府为蒙古上都，他更将燕都定为新国都，且还要在边上建造新城，无不明明白白地昭示了这一点。

    而过去的蒙古帝国大汗，他们的中心是在草原上，视北中国仅仅是他们统治下的一个区域。每一个汉军万户，实际上都是天高皇帝远，由着他们玩。

    从刘秉忠为忽必烈建开平城起，就昭示着蒙古帝国的重心，已经开始由游牧地区向农耕地区转移。而元大都、现北京城的建立，可以说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成。

    但是，这个新的王朝中心、即将建成的元大都，离李璮的地方王国山东太近了。他又是所有汉军万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可能允许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存在。就算不讲其它，李璮将来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王文统是李璮的丈人，他当时是北元帝国的核心官员之一，不可能不知道很多忽必烈以后的全盘打算。以他的眼光，更不可能没预料到一些以后的事，一旦和女婿李璮之间交流，这就必然对李璮的行事产生了影响。

    而从李璮和王文统的角度看来，忽必烈即位不久，人心未定；南有宋室为敌，北有草原上的蒙古人和他在继续争夺汗位，自顾尚不暇。既然能够确定他将来一定会对付自己，与其等他来削藩，还不如现在就先下手为强。何况自己这边还能投靠宋室，引为外援。

    李璮选择造反的地点和时机无不出于上述的考虑，因为他断定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战争不会很快就结束。于是先密令在京师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溜回，随即杀涟、海三城的蒙古兵，献城于宋；同时还表示要把山东各地都交给宋室，以赎当年李全攻打扬州的罪过。

    李璮既然叛元，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要联系江南的宋帝国作外援，但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在没有得到南宋的支援、甚至连信任也没有取得的情况下，就直接“还攻益都”，孤军占领了济南。

    当然，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也并不能怪宋室，毕竟李璮前面攻宋的行径实在无法令南宋的众人立刻就相信他。所以，一直到四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的六月，南宋才下诏授予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

    同时安排了两路人马接应李璮。一路是宋将夏贵；另一路是在李璮被围困后，走海路到山东。不过可惜的是，夏贵受阻，走海路的宋军虽然到了山东沿海，却因主帅青阳梦炎“不敢进而还。”

    忽必烈在得知李璮叛乱后，立即就命蒙古诸王之一合必赤总督诸军征讨李璮，同时从山东、河南、河北各地调集军力，齐聚济南地区。不久，他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务必灭李璮于济南。

    当年的五月，各路人马将济南围困起来，仅仅是到了七月，就破了济南城，李璮“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为官军所获，”最终被杀。

    李璮起兵叛乱才四个多月就失败了，作为他的丈人，王文统无论如何也逃不脱干洗。但他们的行为，却对以后的一些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