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打斗

    释基安排二丫在一个旅店里住下来，自己买了条绷带系在头上，咬破手指在绷带上滴出几点梅花状的血迹。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像是带着什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快到学校大门时，他弯下了腰，像一个进京赶考落榜的书生，一步三叹地进了学校大门。他正在犹豫着是进教室还是回宿舍时，已被教务处主任发现，把他带到教务处。

    “班主任反应你失踪了，两天都没上课，你上哪去了？”

    释基想着头上有绷带，还带着真正自己的血，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出门撞电线杆子上了，怕同学和老师为我担心，就没惊动他们，自己去了医疗所，那个医生非要让我在他那儿养几天。”

    “怎么撞这么巧，撞电线杆子上都是后来成为大人物的人干的事，怎么你也撞上了！”

    释基的脸通红，他觉得教务处主任在讽刺，心想：真是狗眼看人低，我怎么就不能成为大人物？哪天老子发达了，别怪我不认识你个龟孙子。我还不信了，我非做点大事给你看看不可……

    “你大声点，嘴里在唠叨啥？”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信，我撞了就撞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释基高昂起头，眼睛斜视一旁。

    教务处主任上来刚一摸绷带，释基已经蹲在了地上，分不清，他是先摸的，还是他们先蹲的。主任差点扑空趴在地上，闪了一下腰。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几乎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经常玩捉迷藏的游戏，把老师们也弄得像孩子一样，总像长不大，还养成了娇柔做作的习惯。

    释基嘴里嚷嚷着：“疼死我，疼死我了……”

    教务主任把腰像画圈似的晃了三圈，由于半径不大，很快就结果了运动。老师一般都锥体不好，这是职业病，为修改作业，一坐就坐到深夜。教务主任坐下来，狠狠地说：“我腰疼还没说呢，你倒头疼了，我看你就是装的。你不是疼吗？不用上课了，回宿舍写检查，什么时候把逃课的问题交待清楚，认错态度让我满意，你什么时候上课。”

    释基一手捂着头，像是怕再摸，弯着腰，把屁股对着教务处主任说：“行，行！”头先伸出了教务处的门，溜走了。

    教务处主任，摇了摇头说：“这小子，早晚得惹出事来！”

    上次曲柳镇政府来学校把阮铁英和二丫带去，学校已经注意上了释基。只是没有认识太深刻，以为释基只是出于同学情份，给提供了住宿的方便，并不知道阮铁英和江浪化装二次打进政府大院的事，和他有关。看来学校对外界的事物了解不是太多，消息不是太灵通，好像社会上的事和他们没有关系。老师只要把书教好，把学生管住别乱跑，学生只要把书读好，服从老师的管教，一切就OK。学样出人才，也出和傻子差不多的书呆子，两者的比例天壤之别。

    释基和阮铁英、二丫是小学同学，家在临近阮铁英和二丫的村子，一阵小跑，不歇息就能到阮铁英或二丫家去串门。有时候，他们会玩到半夜才让找到来父母带回去。几家的大人都很熟悉，熟悉到各家几乎没有什么秘密。

    小学毕业，释基跟着父母去了水湾县城读书。释基的父母其实也没学过厨师什么的，只是凭着多年在家烙饼积累的经验，就是闭着眼睛能知道饼熟不熟。他们在县城里摆了地摊专职烙饼卖。一张张葱花油饼，黄灿灿地吸引着城里人的眼光，更是满足了农民工的需求，花不几个钱就能填饱肚子。生意竟歪打正着红火起来，积累了些钱后，就租了房，开起来小饭店，葱花大油饼照卖，还增加了别的项目。

    农村人在城市有个亲戚那怕是个熟人，是个值得炫耀的事。不求能帮上啥忙，就是能在家坐一会儿喝口水，他们就心满意足。回去就会把这事挂在嘴边，向人说起进城去找谁了。人家那个亲热，非得让下饭店，还非留住几天。以后你们要进城跟我说一声，我打个招呼，保证有事就能办。

    释基的父母的确再忙，如果家乡来了人，也尽力帮忙。但大都也没什么大事，无非是来卖个山货，求买个东西，实在回不去了，就在家里住一晚，这些已经对于乡下人是天大的事了。就说买东西吧，可能是计划经济时留下的病根，总觉得要求人才能买到，就是明明看到商店里有东西，自己买也不放心，也得托个熟人，怕受骗。多花几元钱也心里安稳，怎么说也是老乡向着老乡啊，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呢！

    释基父母的恩泽也就照耀释基的头上，他要是回家乡，都拿他当城里的孩子看待。好吃好喝地拿给他，也没有会吝惜的。特殊的待遇使这个年少的孩子，就有一种为家乡人做点事的愿望，幻想着有一天家乡人也会求他办事。他觉得为家乡人做点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当阮铁英二丫找到他时，他就大包大揽地把事情全接过来，也没考虑自己能不能做好。特别是中学的学生，都有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又何况背诵过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呢？如果事情做不好，也不会怨天尤人，像大人一般把责任推诿出去，会认为都是自己的责任，会更加努力地做出个满意的结果。

    释基想起教务处主任不相信自己撞在电线杆上的事，还要检查头上的伤，认为自己真是撞在电线杆子上了。只有日后成了大人物才能撞在电线杆子上的话，使他更觉得自己撞在电线杆上的事不容置疑，而且绷带上有自己的血迹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愈加气愤。他想：我释基也非等闲之辈，怎么就不能成为大人物。大人物也不就是说过豪言壮语吗？士可杀不可辱！日后成不成大人物，现在我就得给你点好看的，闹出点事，政府还不收拾你们学校当局？

    释基拿出纸笔，想象着林觉民上战场前给妻子写信时的情形，思想便无了顾及，洋洋洒洒写了近万言的请愿书，决定亲自上阵，投书县政府。他自我安慰道：就是江浪不跑，能找到也不能用他了。他一个混迹于社会的无派别人士，决不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如若中国再要遭到外来之敌的入侵，他只能成为汉jian那一伙的。民族的大义和重任也决不会由这类人担当！他把教务处主任让他写检查的事抛到九宵云外，铁了心要以死抗争。

    晚上，他把他认为有热血的几个同学招集在饭店里，沉痛地讲述了阮铁英被强jian的经过，痛心得泪水扑簌簌流在酒杯里。同学们也都喝了二丫倒的酒，如决心以鲜血洒疆场的将士一般，豪言壮语不绝于耳。他们决定发动学生，第二天集体到政府门前请愿，逼迫政府尽快惩治强jian犯孙官杀人犯王银棒。

    靠山屯村支书孙官家的大门显然要比县政府的更容易打开，没有保安据守，至多有条狗看门，而且家里二十四小时有人，不像政府还有个休息时间。

    就在释基和二丫打着白布条幅上书红色的大字——惩办强jian犯孙官、杀人犯王银棒——向政府大门走去的时候，孙官家已经乱成一锅粥。

    阮铁英披头散发和孙官的媳妇扭打在一起，一时难分胜负。其实女人打架也没个胜负可分，只有打累了，各自罢手而已。但阮铁英的表现是主动出击属于进攻型选手，孙官的媳妇是以防守为主，捎带着进攻。孙官被阮铁英的母亲和二丫的母亲前后夹击撕扯成个乞丐形状，衣不蔽体，面容扭曲。阮铁英的父亲和二丫的父亲负责摧毁家庭设施，倒给人感觉是分工不明朗，整反了。孙官家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哭喊声惊天动地，伴着稀里哗啦的骂声和物品的粉碎声，像是战争大片的立体音响效果。村民几乎倾巢而出，前来围观，远村的村民还跑在道上。

    村民打架一开始不会有人拉的，他们会分析打架的原因，什么时候上去拉架，怎么拉，都有讲究。看来孙官不被全村人都看到现场直播，是不会被人出来解围的。看打架，站在前面的，大都不是不太熟悉的人，熟悉的是在外围偷看或忍痛割爱干脆听现场音响。

    杨水花是坐在屋子里，喝着茶听着声音，想像着现场的气氛，推测着打到了什么程度。杨水花的丈夫也没去现场观看，他在孙官的养殖场里数着奶牛和梅花鹿的头数，奶牛好数，可梅花鹿的头数就为难了他。奶牛很本分对外界的纷纷扬扬无动于衷，可梅花鹿听到了点动静就上窜下跳，惊慌一团，任凭杨水花的丈夫怎么扔石子也不分开。他只数了个大概，就回家报告给了杨水花。杨水花吩咐他赶快去孙官家，但别靠太近，又对着他的耳朵密语几句。杨水花想得对，如果她两口子都不到现场，会让人说闲话的。农村的人情世故也不比城市里的感情纠葛简单多少。

    杨水花的丈夫到了现场很显眼，大伙有意向他身边靠，想了解点内幕，因为他媳妇要当村支书的传言已经深入人心好久了。杨水花的丈夫上前看了一眼现场，赶快退出来，像是自言自语着：“我的妈唉，我的妈唉，怎么打成这样了！我媳妇还在家里发着高烧，我得叫她来劝劝。”

    杨水花慌慌张张跑来，看到孙官和媳妇都衣冠不整地坐在院子里，任凭阮铁英母亲和二丫母亲怎么痛骂也不还口，只有孩子在哭。中国官场里的人似乎谁都逃避不了这样的悲哀，为官时前呼后拥，为难时墙倒众人推。杨水花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孙官看到了结果这场战斗的希望。

    杨水花站在高处说：“有事好好说，怎么对手打人啊！家有家法，国有国规，这还了得！”

    人群里出来一些人进了孙官的院子里，推推拉拉，把阮铁英及来参加打砸骂的人，劝说出来。阮铁英的母亲和二丫的母亲被人架着，还大幅度地回头骂孙官祖宗八代。杨水花指示村民把他们先送回家，有问题另行解决。

    杨水花问孙官说：“支书，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孙官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满脸通红说不出话，血道子里憋出了血，丝丝地冒出来。杨水花喊叫着村卫生所所长的名字，问在不在。人群里有人说：“卫生所的人都没来，去给人接生了。”

    不一会儿，孙官家进满了人，像是参观战后的废墟，闹哄哄地热闹非凡。有人惋惜着动手收拾东西，尽情地摆弄着他们认为很高档的家具电器。虽然有些已经支离破碎，但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

    孙官的媳妇从严重创伤中恢复过来，骂声里夹杂着哭声，话语含混不知道在骂谁。杨水花把村民清理出院子，对孙官说：“支书，不是俺家那口子告诉我，我还躺在炕上哩，这几天感冒头痛得厉害。”孙官嘟哝着说：”我得给镇长说一声，这都是镇里的事，让我背黑锅。“

    在孙支书和杨水花无意的带领下，不少村民到了村部里，想继续看热闹。办公桌上，孙支书刚喂了一声，听筒里传来马镇长不耐烦的话说：“村里的事你自己处理，但你要是把事情闹到县里去，后果你是清楚的。”

    杨水花从孙官痛苦的表情上看出来，马镇长像是没支持他。孙官的媳妇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喊叫着：“我去找镇长去，我去找镇长去……”

    孙官说：“你一个老娘们，喳喳啥？”

    “你个驴cao的，我为你挨打，就这么算了！我看看镇长管不管，不管我就去县里找县长找书记……”

    孙官上前掐住他媳妇的喉咙说：“你个死老娘们，真是不想活了，看看我不掐死你！”

    杨水花拉开他们，劝解说：“嫂子，你先别急，事情总会清楚的。就是找也别这样就出去，等消消气，你这样出去，还不让人笑话。”

    “笑话啥？我就让镇长看看把我打啥样，还没人管了？孙官你个驴cao的，你要是不给我出这口气，我死在你面前，你信不信？”

    杨水花把要扑到孙官面前的媳妇拉出屋，说：“嫂子，先别冲动，事情总会明白的，该谁负责的谁都会负责。如果真要是没那儿啥，阮铁英一家也不会这么冒失地来打闹。你要是到镇长一说，万一真有点啥事，咱不是自投罗网吗？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别把自己折腾出去了。”

    孙官媳妇软了下来，哭声了一滩泥。别人的话她不信，杨水花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也有可信度，某种程度上她比自己更了解孙官的习性。孙官当年和杨水花的风流事又回荡在孙官媳妇的脑海里，倒是此时没有力气怨恨了。

    杨水花说：“我去阮铁英家了解一下情况，再来跟你说。还是那句话，本着把事平息的原则，千万别闹大了，对谁都不好。就是拼个你死我活，日子不还是得过？”

    阮铁英的父亲和二丫的父亲似乎是从疆场上凯旋而归的将士，在村头一棵大树下，一瓶白酒外加一袋花生米，为自己压惊呢。他们还不知道，二丫在县党政综合大院门前正在进行着比他们更为壮怀激烈的壮举。要是知道，他们会喝醉不可，醉卧在炎炎烈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