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他一参加到“造反派”这个行列里来，他就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他已把他的同伴们远远抛在了后面，他已经荣升为村里的“政工组”的组长了，他更觉得重任在肩，要多整出几个阶级敌人。

    因为我已经被当做阶级敌人审查了，生产队的猪，不能让我再喂了，我每天必须随着大家去劳动了，每天晚上，那位政工组长命令我去大队“政工组”，他整了我一宿，到早上六点多，他回去睡觉去了，把我放回来，我不能像他那样回家睡觉，必须得和社员们一块儿去干活。

    农村干活，冬天是吃两顿饭，中午不回家，中午要休息二十多分钟，此时人家抽烟聊天，我抓紧时间休息，我坐在平地，把胳膊放在膝盖儿上，头枕着胳膊睡着了。

    我们队有个老队长，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他看到我如此，说：“中间就打这么个腰歇，不过是让大家会抽烟的抽袋烟，喘喘气儿，那有让你睡觉的道理，假如是过去给人家扛活儿，‘掌做’的看着打腰歇时有人睡觉，他黄黑不说，拿起工具就会继续去干活，不让你歇着了，这可倒好，不抽烟，不聊天，睡上觉了，年轻轻的哪那么多觉啊？”

    他那里知道，我一宿一宿的不知熬了多少宿了，我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儿，下了班，晚上还要到大队“政工组”那儿“上班”，去跪着，去罚站……

    中国有那么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人在总结了这么一句话之前，不知死了多少铁骨铮铮的汉子。

    没有经过这种变故的人可能不能深刻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只有经过这种变故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在这里，还得提一提，在我们公社，当过四清工作团，分团付书记的那位老革命，当她几十年后回忆起四清那段经历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从南桃花一回城，我们这几个人都遭了殃，中央电视台四清工作队员们休息三天回来上班时，意外的发现夏某某（四清工作团分团书记）已成了‘现行反革命’，后来又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做为‘特务嫌疑’进行审查。”

    这位老革命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省，回想起了四清工作中，对那位农村老书记的处理，产生了悔疚。

    “开除老支书的党籍，我觉得处理得过重了，一直感到有些后悔。”

    我想，“她本人假如没有亲身经历从天上突然掉到地下的这个变故，她本人是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感悟的。”

    前途我已经看到了，我必须按着那位政工组长的意思去做，否则，他可能不给我压杠子、灌冷水、喝辣椒面，但也依然有得是整死我的办法。

    此时，我脑子想啊、想啊、想了很多很多！

    假如，我是“红岩”里的共产党员——江姐、许云峰，我不怕“他们”整死我。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我们的先贤，南宋丞相文天祥，在敌人的屠刀下也曾说过那样的话：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活百岁也是死，死得轰轰烈烈，那是中国男人的最高追求，屈原虽死两千多年了，人们还在纪念他缅怀他。

    那说的是为人民为正义而死的，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我是知道的，我既不是江姐、许云峰，也不是文天祥、屈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被人为的推到了与他们相反。

    我脑子里想象到，假如我现在死了，我会像死了的狗一样被拉到荒野里，挖一个小坑，填上几锹土，坟包前面竖起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牌子。

    人死了，不会说话了，是青是红那就会由着别人随便说了，说你是人就是人，说你是狗就是狗。

    我不能去死，我要留着这口气，我不相信国家总是这样，我不相信，现在，在社会上展示的一切，是党和毛主席所想达到的真正目的。

    要暂时留着这口气，留住这口气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可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我想到了，进监狱，判死刑，可判死刑的时候，公安局法院也得看看事实，我相信真正的政府部门不会像“他们”那样，对事、对人、对人的生命那样“草率”。

    我在以上思想的驱使下，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然后揞上了自己的手印。

    后来的一切，有的我想得到，有的我想不到，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以后究竟能发生什么事，自己管不了，自己能管的，只是活一天算一天，走一步说一步吧。

    “政工组”我的那位麻同学，可能因为我是他的同学吧，对于我还是比较客气的，对于我哥哥就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