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琐碎事

    我母亲不但去南口给人家缝穷，也给村里人缝穷，村里人缝穷的对象，是那些“居民户”。

    我们村南头有个陈姓老太太，老头儿原在南口工厂上班，现已退休，两个儿子都在外边工作，爷仨挣钱生活可想而知，家里那些拆拆洗洗缝缝补补的粗活都找人去干，这个老太太找人干活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会“扎针”给人看病，业务异常繁忙，因此他没有时间干那些家务活儿。

    由于我们家穷困出了名，又由于我妈给人家“支使”出了名，陈家老太太家里有了活儿就找我妈去干，由于我妈干净利索，干活儿起早恋晚，不跟人家死乞白赖讲价钱，又由于我妈干活细致，陈家老太太对我妈非常好。

    父亲死了以后，一家老小的生计重压，压在了我母亲的头上，我们家生活举步维艰，mama经常着急上火，急急怒怒，mama落下了一个“心口痛”的病根儿。

    甭管你身上有多大的事儿，病想犯就犯，一旦犯了，会把你痛得啃土挠墙。

    陈老太太亲自目睹了我母亲几次犯病的经过，看了非常心痛。

    跟我妈说：“她大妈，把你的病治一治吧，多受罪啊！”我妈由于怕花钱，不肯去治，每逢病来了，痛得她满头是汗，但是因为挣着人家的钱，咬着牙也得干活儿。

    后来陈家老太太这样说：“她大妈，你的病治一治吧，我给你治，没钱不碍事，我不跟你要钱！”

    我妈听了这话才放心的让陈老太太扎针，最后把心口疼给治好了。

    母亲到老了躺在床上，总念叨着陈老太太的好儿，她说：“假如这病不是老太太给治好了，我这辈子得受多少罪啊！”

    我母亲有这个病时刚刚三十多岁！

    陈老太太家因为是居民户，不种地，院里没有那些柴啊草啊的，家里是村子里数得着的干净。

    我们村里住了兵，团长相上了她们家，遂后团长和团长媳妇还有一个刚刚一岁多的孩子一家三口儿就住在了她们家，团长媳妇要去上班，让陈老太太给找一个哄小孩子的保姆。

    陈老太太思来想去觉得我母亲最合适，就把我母亲介绍给她了，我mama去团长家里上班了，陈老太太告诉我妈说：“他大妈，那个团长夫人，每天上班走出家门时，都要躲在院子的二门门楼里听一听你在向她孩子说什么，是不是在用恶言恶语哈虎她们家孩子了，是不是虐待她们家孩子了。”因为团长一家住在东屋，窗户上又没玻璃我妈看不见门楼里藏着的人，而住在北屋的陈老太太因为北屋有玻璃，二门门楼又直对着北屋，每天的情况，北屋老太太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我妈也是母亲，其实她不用加什么小心，她给人看孩子，是为了挣几个钱儿，养活她那几个孩子，虽然她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她小心翼翼，但是干了刚有一个月人家还是给辞了。

    陈家老太太悄悄的告诉我妈；“她大妈，不是你干的不好，人家打听了，你们家是富农，不能用你们。”然后陈老太太又说：“不干也好，每天人家上班时，都要躲在门楼子里听你是怎么对她们家孩子的，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咱真搪不清啊！”

    按道理人家不用，是合乎情理和合乎逻辑的，人家是革命军人，你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让你哄人家的孩子，人家能放心吗？

    那是一九五零年的事情，天天早上mama都要哄着我说：“mama出去给你挣钱，你在家里乖乖的等着mama。”mama天天去上班，我在家里等着已成了习惯，当我看到mama不去上班了的时候，问道：“您为什么不去上班了？”mama无奈的说：“我不去哄别人的孩子了，我哄着你啦。”

    还记得的事情，也是我刚刚不大儿的时候，夜里睡得梦里梦中，忽然间，屋里来了好多人，mama把我弄醒了，把被窝也都撩了起来，一个女人撩起了炕席，用手摸了摸炕面子言道：“炕席底下得勤打扫啊！”然后又站在门坎子上，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扬起手搰撸了一下子门头言道：“这门头上土可不少啊！现在全国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这不讲卫生可不行啊！”

    这就是柱奶奶的那个孙子媳妇，柱奶奶死后，她解放了，她的才干施展出来了，村里让她当了卫生检查员，夜里冷不丁检查各家的卫生，看卫生合格的给门上贴一个红旗，稍差的贴一个粉旗，再差的贴一个蓝旗。

    我们家是全村数得着的干净，居然没得着红旗，而得了一个粉旗，原因就是炕席底下有土，门头上有土。

    柱奶奶那个孙子媳妇走了以后，两个mama看了看那面粉旗，对着走远了的那个刚才检查卫生的嘟囔着说：“谁不知你们家什么样啊！进了你们家黑窑洞似的，满窗户纸蝇子屎，进了门，蝇子直打脑袋，还检查人家卫生哪？先把你们家卫生弄好吧！谁家炕都是土坯搭的，谁家炕席底下那么干净没土啊！谁家门头上没土啊？”

    当我和我媳妇结婚后，谈起小时的事情，当谈到小时遇到的爱国卫生运功，她说，她们哪儿检查卫生的也是一进门，就摸门头，掀炕席，看来我的两个mama是冤枉了那个到我家来检查卫生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