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同是炎黄子孙 却要相互杀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向那里去，遂摆在国共两党的面前，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商讨建国大计，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赴渝进见蒋介石，自八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日经过了四十三天谈判，于十月十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记要）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签定后，蒋介石为建一党独裁之政权，不遵守协定，内战爆发。 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有兵力，四百三十万人，共产党有兵力一百二十七万人，因蒋介石有美国的先进武器和兵力的优势，觉得消灭共产党易如反掌。结果是，没能如他所愿，国民党没消灭了共产党，却被共产党驱除出了大陆。 战争打了三年，经过了五个阶段，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战略相持的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至一九四七年三月的第二阶段——共产党的战略防御阶段；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国民党已无能力进行全面进攻而转成重点进攻——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共产党转成了战略反攻阶段（第三阶段）；共产党军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遂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与国民党进行了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第四阶段）；三大战役垫定了共产党在大陆胜利的基础，蒋介石下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重起国共谈判，谈判失败；共产党军队发起渡江战役进行战略追击，渡江胜利，攻占南京，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于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一边宣布建国，一边号令三军，把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逐出大陆。 在共产党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在大陆的角逐是如此进行的，那么在南口，国共两党的角逐是如何进行的哪？也像全国一样进行了殊死的拼杀，不过因为南口仅距北京八十余里，又是军事要地，历朝历代都有重兵把守，南口有日本遗留的营房，国民党在那里驻有重兵，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解放以前，共产党的大部队，从未来到过这里。 共产党在此进行的，只是宣传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供应军粮支援解放战争。 国民党以南口为中心，绞杀共产党在南口和南口周边活动的干部群众，对共产党地上的和地下的工作人员大量的搜捕、围歼，处决。 发生的有史可考的和被历史淹没的无法计数，在这里仅述说一、二件，老南口人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吧。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驻军，接到“泰陵”眼线的报告：“共产党干部在“泰陵”村“堡垒户”，聚集开会，遂立刻出动，包围了“泰陵”村，经过激战，其中五名共产党干部就义，一名干部突围，这名突围的干部跑到村边，被埋伏的国民党兵抓住，，这名干部不屈，遂被割下头颅。 南口火车站前，有头东头西大街，叫交通街，火车站西侧十多米往南，有条大街，叫兴隆街，兴隆街西至机务段的大墙之间住着铁路的人，房子都不高，一处院子三五间房，房子很矮，墙是石头垒的，顶子是石头板子笘的，在这些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靠北边有个镇子里的办事机构，镇子里的大模小事在这里处理，在这里公布。 一天，国民党兵，命令镇子里的保甲长聚集百姓到广场开会。保长敲着铜锣，嘡！嘡！嘡！高声喝道：“黎民百姓听好了！国军戡乱救国，战果赫赫，在“泰陵”击毙五个**，抓住一个**，国军有令到广场开会喽！” 保长敲着锣，甲长挨门挨户吆喝，一会儿，广场里聚集了很多百姓。 广场四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站着岗，广场的北边放了几张桌子，桌子的后边，坐着个国民党军官，军官的两边坐着几个衣冠楚楚的人。 这几个人一个是南口的大乡乡长，一个是南口区党部书记，一个是南口工厂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那个军官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颗血rou模糊的人头。大家不知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放这么一个东西干什么，难道那是真的，吓得百姓都低下了头。 大乡乡长站起来讲了话：“父老乡亲们，今天把大家请来不为别事，为得是大家都知道的戡乱救国，共产党分裂国家，扰乱社会治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应该人人共诛之！人人共讨之！”南口区党部书记接着讲话，父老乡亲们，国父孙中山，创造了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可**却要共产共妻，这灭绝人伦的东西我们能要吗？”百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道共产党就不是人吗？‘媳妇’那有大伙儿共用一个的？那不是畜牲？”大家没有响应，那国民党部书记接着又讲了话：“我们要响应领袖蒋总裁的训导‘戡乱救国不成功便成仁！’” 那国民党部书记义愤填胸讲完后，向中间坐着的那个国民党军官点头。 军官站了起来，他未曾讲话之前先用右手提了起来桌子上的那颗人头，言道：“这就是**的人头，**共产共妻，十恶不赦，谁敢跟他们走就与他一路同罪！”说着话那国民党军官，提起人头站了起来走出座位，走到百姓跟前，在百姓脸前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晃动着。 那颗人头的鼻子已经塌下去了，一支耳朵已经耷拉了下来半拉，头发已被血凝固得打成了绺儿，被那军官的手一攒又变成了一个团儿定在了那里。青年人看到老远就背过脸去了，老人合上了眼睛，孩子们吓得哇哇的哭了…… 军官看到了这些，微微的笑了，吼道：“这就是当共产党的下场！” 会散了，国民党军官，命令两个兵，把一根棍子横着插在了广场西边墙头子上的石头窟窿里，把那颗人头装在了一个柳条筐子里，挂在了那根棍子的另一头儿。 那个区党部书记回家躺在炕上，总想着那个现在已吊在了墙头子木头棍子上的人头，虽然那个人头已经面目全非，但他总像似曾相识，他想啊想啊，忽然他想起来了，他太像他的那个同乡和同学了，那是他们一个村的，岁数一样大，从小在一块儿念书，一块儿考上了同一所学校，他们俩一块儿谈理想，谈报负，他们俩都有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报负，都想报效祖国，使祖国强胜，他们的志向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实现自己的志向却不想走同样的路，经过反复争执，相互反复劝说，谁也没说服谁，一个去了重庆，一个去了延安。 砍下的这个脑袋跟他的那个同学太像了，究竟是不是哪？他想起了他的那个同学右耳后有一颗很大的黑痣，夜里，他拿上了手电，走到了那个挂着人脑袋的柳条筐前，举起手电照那脑袋的右耳后，右耳朵已耷拉下了一多半，耳朵后看得清清楚楚，一颗诺大的黑痣长在那里。真是他的那个同学啊！他不由打了个寒战，叹道：“我让你投奔政府，你却非走歪门斜道儿投奔八路，现在你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不是你自作自受吗？ 原来这个烈士，生前奔了延安，到延安后，进了抗大，抗大毕业后，被派到晋察冀八路军某旅担任旅部参谋，这次下乡，是联系征兵之事，谁想国民党特务告密，不兴遭此下场。 而那个国民党南口区党部书记自和他那个同学一别，去了重庆，投奔了国民党中统调查局，抗战胜利后，随接收大员们回到北平，因他无有靠山，派了他一个苦差事，到南口当了一个区党部书记，时局不稳，国军战况急转直下，他也耳有所闻，但自己既然已经上了这条船，只得跟着它航到底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昌平城东，“东营村”的共产党干部——游击大队长王鹤龄，到北平购买器材，走到凉水河村时，被国民党昌平警察局抓到，王鹤龄被捕，共产党想出一个办法营救，通过内线把王鹤龄安排在新兵队，意欲以后再想办法脱离新兵队，继而重返解放区。王鹤龄已成功到了新兵队，却被他的一个仇人认出，继而告秘，王鹤龄又被国民党警察局抓回，严刑考打，压杠子、灌辣椒水，坐烧红的铁板凳。王鹤龄不招，又把他的手、脚，用铁钉子钉在一个大字行的木架子上，王鹤龄犹不招，遂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清晨，把他处决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昌宛县委城工部，和社会部，集中了山外平原地区的保甲长一二百人在狼儿峪集训，对这些保甲长进行解放形势的教育，动员他们完成对民主政府缴纳公粮的任务，不做破坏革命的事情。 狼儿峪村，住着几十名共产党的党政军干部，国民党的西山大队长“杨述”得到此消息，带领国民党三十五军一零一师，沙河保密局突击队，和瓦窑、溜石港等三个大乡的还乡团的一千余人包围了狼儿峪，经过激战，共产党的十三名干部牺牲，二十六名干部被捕，三十九名群众被抓走，一名群众被打死，三名群众被打伤。 笔笔血债，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掉的，血债要用血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