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刘元允的晚年和他的子孙们

    说了半天国家大事，与本书无关的闲篇儿，说它无关就无关，说它有关就有关，人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人的一生荣辱能与这大环境无关吗？

    那延庆城东临河村的刘元允，本可以作大官，他却没作上大官，他本可以发大财，他却没有发上大财。

    那刘元允自和那延庆州官达成了城下之盟，就再不能作他的买卖了。

    刘掌柜这年已经六十岁了。听说在宋朝，人到六十不死就得活埋。

    包老爷的母亲，那年已到了六十岁，包老爷是孝子，不忍把他母亲活活埋掉，每天上朝之前把他母亲藏起来，下朝后，又把他母亲放出来。一日早朝回来，包老爷闷闷不乐，母亲问包拯：“儿啊，是不是为‘娘’之事烦恼，如是这样，你就把老娘埋掉了吧。”包老爷起身言道：“请娘勿放宽心，绝不是为‘娘’之事烦恼。”

    老娘言道：“那是为何烦恼？”

    包老爷答道：“娘啊！现有五鼠大闹东京，有的甚至变成了人形大闹朝堂，朝野震惊，人心浮动，孩儿是为此事烦恼。”

    包老爷老娘言道：“这事不难治理，那老鼠怕猫，你到天庭把猫请来，老鼠自然灭掉。”

    人说宋朝时候，天底下并无猫，只有玉皇大帝哪儿有只御猫，包老爷是文曲星下界，梵香祷告，一会儿昏昏睡着，真魂出窍，上了天庭，见了玉皇大帝诉说人间烦恼，要求借天庭御猫一用，玉皇大帝批准，御猫缩在包老爷袖筒里，随包老爷来到人间，早朝之上，那五鼠又来捣乱，包老爷从袖筒撒出御猫，不一刻，把五只老鼠统统捉住吃掉，从此之后，朝堂太平，天下太平。

    天子大悦，问包老爷道：“你这猫从何而来？你怎知道老鼠怕猫？”包老爷如实说出，这一切都是他老娘告诉他的，天子问：“你娘有多大岁数了？”包老爷言：“下官犯有欺君之罪，不敢实话实说。”天子言：“你今日立了大功，寡人免你欺君之罪，你就实话实说吧。”包老爷言：“我老娘已经六十岁了，天子让埋掉，我没有埋掉，望天子饶恕下官。”天子听后脑瓜儿转了几个弯儿，想道，“人活到六十，虽然已经老了，但还不是一点用没有了。”遂重新下旨：“六十老人从此之后不准活埋。”从那时起，活到六十岁的老人就不再被活埋了。

    而那御猫，包老爷本来应了御帝，用完了就送还天庭，可他担心御猫送还了天庭，再闹五鼠、六鼠，就没把御猫送还天庭，把他留在了人间，自此之后，天下就有猫了，御猫没如约送还天庭，御猫怨恨包老爷，就整日骂包老爷，如你不信，等猫睡着了的时候，你趴在他的身边你听去吧，它准这样骂着哪：“许送不送，包老爷杂种！许送不送，包老爷杂种！”

    猫骂包老爷不把自己送还天庭，和人到六十不死就活埋这条法令，在中国是否真正施行过，谁也没有进行过真正考证，但人活到六十已经活了一圈，已到了暮年，干大事的年龄已经过了。

    刘元允回首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于他的眼前，银子他没少挣，地他没少买，每一两银子、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他的滴滴心血啊！

    刘元允土地成片，孙男嫡女成群，吃也够吃了，花也够花了，买卖人家不让跑了，心一闲下来意志也就垮了，再让他跑那买卖，他也不想跑了。他看到那鞍韂嚼环和十几头骡子，跟那张三言道：“这些家什和牲口扔在家里也没用，你把他拿去，倒腾点儿小买卖吧，把昌平西山东山里头儿那些，核头、栗子、杏核子、大枣儿倒腾出去换几个钱，走着就比站着强！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挣了钱，你过年过节看看我，不看我，我也不争你。”

    这张三儿以后如何发展，究竟财运有多大，这就要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刘掌柜，有五百亩地的产业，六个儿子，一个闺女，十个孙子五个孙女。儿子到时候得娶媳妇，闺女到时候得出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而这孙子一个个长大还要给他们娶媳妇，孙女一个个长大，还要给她们找主嫁人。

    那老哥儿六个和老姑奶奶本是挨肩的，一个比一个小三岁，他们的孩子这个跟那个能差多少呢？有一边儿大的，也有相差一两岁的，这就造成了刘家的喜事年年有，刘家的媳妇年年娶，人多了，那有一碗水端得都那么平呢？大房说二房娶媳妇彩礼给多了，三房又嫌自家的媳妇彩礼给得少，买来了布料，请来了裁缝，这屋的媳妇喜欢穿红的，而那屋的媳妇又喜欢穿绿的，厨房今天做了稀的，而有的人不喜欢吃稀的，想吃干的，厨房做了干的，而有的人又想吃稀的了。

    五百亩地是种黄豆还是种黑豆，是种高梁还是种老玉米，是该锄、该耪、该收，还是该割，大事小事都要向刘元允来请示，刘元允虽然不做买卖了，但是他的脑子并没闲下来，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到了一九零一年，闹过了义和团杀二毛子那年，刘掌柜已经七十二岁了，他有些支撑不住了，他累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分家是早晚的事，趁着自己还明白，把家分了吧，一是自己能歇歇心，二是省得自己死了以后因分家不公打架、升天、闹饥荒。

    刘掌柜有六处宅子，一个儿子分了一处，有五百亩地，一个儿子分了八十亩，剩下的二十亩他自己养老。

    在刘掌柜这诸多子孙中老大分了八十亩地，先后娶了两房媳妇，未得一子一女。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延续香火，只能抱养别人的孩子，或者过继同宗的孩子，按照规距，老大过继，就应该过继老二的，可老二家就哥儿两个，过继给人家一个，自己还剩哥儿一个，自家发孤，没有过继走。而老三家有弟兄五个，就从老三家过继了一个，这样的过继法儿不符合伦理，混顶了“xue道”得罪了上苍，使得老二家下一代出了个残疾人，老三家的当代出了个残疾人，这两个残疾人本都是无病无灾的，后来老三家的儿子“老三”因有病吃药而变成了哑吧，老二家的孙子年轻轻的冻掉了十个脚趾头。

    老三家有弟兄五个，过继出一个还剩四个，后来他们小哥们又分家，一人分了二十亩地，每人分了二十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哥儿四个到后来有生一个小子的，有生二个小子的，还有生五个小子的，二十亩地五个人分，一人分得四亩地，解放了，一九四九划成份，自然划成了贫农，而其他那儿几个“小哥儿们”们也有划成中农的，也有划成下中农的。

    刘掌柜家的老四是闺女，那么老五——按兄弟排行是“老四”按儿女大排行是老五。

    五爷生有二女一子，两个闺女出嫁，家里只剩下一个儿子，五爷家里人口轻巧，过日子勤奋，脑袋瓜儿又灵活，在原来得到的祖业产上，后来又发达了些，他是怎么发达的呢？

    一九零九年，詹天佑修通了京张铁路，在延庆州康庄设置了火车站，四里八乡有到康庄去坐火车的，从康庄下了火车有到四里八乡去的，这就需要运输工具，把上火车的和下火车的各运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那年月没有汽车，低档的运输工具是毛驴儿，高档的是“轿车子”所谓轿车子，就是前面一个马或骡子拉着一个有蓬子的车，这个蓬子在车上像个小屋子，四外有窗户，前面有门帘，是进出人的地方，车子能容纳两三个人，轿车子能遮风避雨挡日头，如果把那阵儿“驮脚”的毛驴儿比作现在趴活“摩的”，那么轿车子，就可以比作现在拉活儿的“桑塔娜”了，五爷家栓了两个轿车子，在康庄上下火车的旅客，有有钱的人，有钱的雇轿车子，图个舒坦、快捷；有没钱的，没钱的骑毛驴，风吹日晒，图个省钱。轿车子拉人价格贵，利润高，但是，不是什么人家都能栓得起和养得起这轿车子的，五爷家有实力栓轿车子，也有能力养轿车了，作作实实挣了几年的俏钱儿，前后又置了二十亩地，加上分家分的那八十亩地，就变成一百亩地了。

    家有一百亩地，不嫖不赌，不耍钱，不抽大烟，也能过上很富足和舒心的日子，可就在这个时候，皇上没了，当家的变成了民国政府，民国政府总是捋不顺家里的事儿，天下大乱，今天来了张大帅，明天来了阎老西，后天又来了国民军，今天你跟我打，明天我跟你打，后天，不知道谁跟谁又干起来了，打仗兵败如山倒，活的自己还顾不了自己，谁还顾得上那死的呢？战场没人打扫，枪支流落民间，这些捡到了枪的百姓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也想尝尝有钱人的滋味，杀人越货、绑票、砸明火，有了钱，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

    这些拢乱了正常社会秩序的现象，本来政府应该去约束，可此时的政府今儿个姓张，明儿个姓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跟这儿能呆上几天，谁还顾得上管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呢？干违法的事情没人去管，谁还愿意受苦受累去挣钱，自然铤而走险当土匪的越来越多。

    五爷就生活了在这么一个年代。家有一顷地，在延庆这个地方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土财主，如在太平年代，生活会过的很富足，可是在这个年代，除了缴来自各方面的摊派，今这个“大帮”来了绑票，明儿那个“老抢”来砸明伙，给这个大王刚凑够二百大洋把人赎了回来，明天又让那个大王给绑跑了。如你交不出大王们所需要的洋钱，就要割鼻子、削耳朵、剜眼睛，谁禁得住这么折腾啊！五爷禁不住这样的折腾于民国十二年死去了。

    五爷有一个儿子，他继承了他爹一百亩地的家产，也继承了这一百亩地带来的罪孽和忧患，他挨过了一劫又一劫，一次一次在土匪手里死里逃生，可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如果不是他的耳朵伶俐，腿脚快，他早就死于非命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庐沟桥事变，八月，日本打到了延庆，找各村的村长摊派粮饷，而那时，谁家有钱，就让谁家当村长，五爷的儿子家地多，村里就让五爷的儿子当了村长，村长负责催粮催款。一次次催粮催款使百姓无法承受，百姓拿不出，村长家地多，让村长拿。一日清晨，只听得汪汪的狗叫，他预感大事不好，跳墙头跑了。

    他跑了，来的日本找副村长，副村长也拿不出钱粮，让日本兵一枪给挑死了。

    家里再也无法可住，可搬到哪里去住呢？

    五爷的儿子在康庄“拉脚”经常遇到那上下火车的生意人，他们说：“南口这几年，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自从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在南口设了火车站，还建立了生产火车配件的工厂；维修火车头的机务段、货场，南口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商业的发达，有许多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的外地人在这个地方都混出了饭吃。五爷的独生子决定搬到南口去住。别瞧五爷是一个儿子，可他的儿子却有有四个儿子，老大是前妻所生，厚诚老实，已经成家，他让他在家打理那一百亩地，把剩下的那三个未成年的小儿子偷偷的接了出来，来到了南口，经人介绍住在马家大院，马家大院是南口西，十三里，兴隆口村姓马的产业，这位姓马的手里有几个闲钱，看到“南口”外来的人口增多，花了“无几”两钱在南口买了一块地，盖了有二十几间房，一间间租了出去。

    我记得一九五二年，我第一次住姥姥家，从姥姥家临河回来时，是五爷儿子的大儿子送的我们，他到南口，一是为送我们娘儿俩，二是为看望早年携带着他的三个弟弟跑出来的爹。他的爹，五爷的的儿子，是我姥爷的叔伯哥们。按叔伯哥们大排行我叫他九姥爷。

    九姥爷的四儿子我叫四舅，他可能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他（她）们住着马家大院儿一间屋子，屋子很小，可还有个大炕。送我们娘儿俩的大舅（九姥爷的大儿子）领我们娘儿俩见完了九姥爷，就把我们娘儿俩安置在四舅家，四舅家，猛然间增加了两个人，显得愈发憋屈，呆得时间长了，我受不了那憋屈，推门跑了出来，可我再想回去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自己家的门了，因为院子北边一大溜儿屋子，一间一隔断，一间一个门，每个门都是一样的。

    找不着自己家了，找不到自己妈了，我非常着急，可能是我喊了，也可能是我哭了，再可能是mama看我半天不回去出来找我了，反正是最后mama把我抱回去了。

    马家大院的房子是为外地到南口谋生的人预备的，五爷的儿子从延庆跑出来，带着三个儿子住进了马家大院，把三个儿子，通过熟人，托付给了三个买卖家，当了学徒，而留在家里的那个老大自己支应着那个家，说是家，也就是那一百亩地和老大那两口子人。

    一百亩地，仅凭九姥爷老大那两口子肯定弄不过来，弄不过来就租给了人家，解放时由于哥儿四个没有分家，一百亩地是个非常显赫的数字，五爷的大儿子家被定成了地主。

    六爷，生有两个儿子，而他的两个儿子老大生了三个儿子，老二生了四个儿子，老实巴交的种了几十年地，在这几十年里，无有大福大贵，也无大惊大险，到解放时，由于哥们多，人口多，且分了家，都落了个好成份。

    说到七爷，也就是“老爷儿”这一辈子娶过三房媳妇，还打了十多年光棍。

    老爷子活了八十多岁，在一九六零年吃食堂时还健在呢？老爷儿头一房夫人生有一女，二房夫人生有二子，三房夫人生有一女，老爷子有艳福，三房夫人长得都很漂亮，尤其是二房，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的皮肤，由于娘长得漂亮，两个儿子长得也异常漂亮。

    老爷儿，生在了有皇帝的封建社会，经历了说是选举，又不是真正选举的总统统治的共和制的国家，而后来这个国家又步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的人有谁真正有过这种经历呢？说是只有老爷儿也不为过，老爷儿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啊？

    由于老爷儿，是封建礼制约束出来的人，每年过年的时候，带领着他的儿孙们，都要跪在祖宗牌位前虔诚的祭奠祖宗，这个习惯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没有更改。

    老爷儿在他爹的七个子女中是老小，自幼娇生惯养，大事小事有他的父亲和那么多哥哥去打理，造就了他身不担担，手不提篮的习性，成家以后，地里的事儿由伙计去干，家里的事儿由老婆去干。他穿的白洋布袜子从来不会有一个泥点儿，他穿的白纺绸裤褂不会有一个褶，他不知道钱来得如何不容易，他不会去省它，一次家里雇了打装修的木匠，老婆点燃了“快壶”把他叫来，嘱咐他看一会儿，他拿起了木匠刚刮好的窗户棂子放在“快壶”的火膛里，烧得差不多了，他又拿起了一根又放在火膛里，这样一直烧了好几根，干活的木匠憋不住劲了，说道：“东家啊，这是我费了挺大劲刮的做窗户的，您别烧它呀！”您猜不着老爷儿此时说了句什么话，老爷儿说道：“你这人才想不开呢？你到我这儿来一天，我给一天的工钱，来两天，我给两天工钱，来半个月我给你半个月工钱，烧两根窗户棂子，我都不着急，你着那门子急呢？”

    老爷儿一生不知节俭，日子过不去就卖几亩地，又由于他娶过三房媳妇，那房媳妇不破费点钱财，分家分到他头上的那八十亩地，到了后来，就没剩几亩了。可是什么人什么命，恰逢此时解放了，他们家被化成了贫农。“老爷儿”虽然自己不知节俭，但是他很注重教育，自己的儿孙们甭管书读得多读得少，都让他们读了书，解放了，到处缺少文化人，孩子大多有了工作，挣钱甭管多少，月月都拿着工资，老爷儿这个一家之主，这个给三块，那个给二块，老爷儿直到死，生活上没受过困苦，老爷儿舒舒服服的活了一辈子。

    我们这本书的重点说的是“二爷”，要说刘元允这六个儿子中，数老二志向大，自打分了家，摩拳擦掌想干一番事业，既然我父亲从无到有挣下了这五百亩地六处院子的产业，我为什么就不能呢？理想有了，就有了达到“目的”最基本的条件，但究竟能否实现，这就要看你命里有还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