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七章 目的和问题

    田安泰所说的军官培训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一年前的武汉兵站时期，郑毅就已经开办过一期，规模不大，能够进入培训班进修的二十余人，大多都是连排长以上的初级军官。

    当时的北伐军各部也都有相应的教导师或者教导大队，唯一不同的是郑毅做得更为细致，更具有针对性。

    十方镇下起瓢泼大雨的时候，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汀州城，同样笼罩在大雨之中。

    闽西的同志们早已经分散行动，教导师各级主官也都投入到紧张的训练和军务之中，唯独师长郑毅留在了师部，和毛委员一起讨论即将展开的工作计划。

    毛委员手上此刻拿着的，正是教导师师长郑毅、参谋长王虎臣和各团主官联合编写的军官培训教材。

    这份教材要比一年前使用的教材内容丰富得多。

    在原有测绘基础、看图制图、军需后勤、军事技能训练与考核标准等内容的基础上，新教材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增补，并将教导师成立以来的历次战斗经过和总结纳入其中，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除此之外，郑毅手里还有一整套黄埔四期学员使用的教材，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进行教学。

    “非常好！能不能让我带一份回去？”毛委员非常欣赏这份军官培训教材，看完后掩卷赞叹，然后说出请求。

    郑毅笑着说道：“没有问题，我的行李箱里还有一整套黄埔四期的各科专业教材，这套教材是黄埔军校集中数十名教官和俄国顾问编写的，比起黄埔前三期使用的那套教材好得多，回头我给你送来吧。”

    毛委员拍了拍手里厚达五十多页的手写教材：“这一份更适合我们红军各部，特别是你们教导师亲身经历的六个战例，每一个战例的前因后果、战前的情报获取、作战计划的制定、战术的运用与配合，以及消耗的弹药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记录和总结。”

    “我读完以后深受启发，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看得出你们下了很大功夫，费了很多精力。”

    郑毅颇为自豪：“其实从北伐初期的长沙兵站开始，我们每天的训练和每次会议都有详细记录。”

    “到了武汉兵站我部扩编为师之后，记录的格式逐渐正规化，内容也更为详细，仅仅只是训练大纲和考核标准我就做了四次大范围的修改和补充。这些资料如今都保存在师部档案里，随时都可以调用。”

    “从南昌起义开始，每一次战斗之后我们都会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总结，详细地把在战斗中出现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在以后的训练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毛委员赞赏地说道：“你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尤为宝贵，希望继续发扬下去。”

    郑毅点点头，拿起面前的一沓文稿看了看，忽然想起什么，又道：“我还有个打算，请您帮我斟酌一下是否可行。”

    “说吧，你我之间还用拐弯抹角吗？”毛委员笑道。

    郑毅微微降低了声音：“我想借这次机构设置和人员调整的机会，把各主力团团长进行对调，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避免出现旧军队中兵为将有或者拉帮结派的现象，二是培养军事主官的适应能力。”

    “以后的战争将会更为残酷，战斗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这就要求各级军事主官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快速适应形势的变化并作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

    毛委员没有立即答复，点燃支烟沉思良久：“可行！这种情况在现阶段比较少，将来肯定会频繁出现。”

    “郑毅同志，我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也同意你这么做，但是在调整之前，必须要做好调整对象的思想工作，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明白！”

    郑毅继续说道：“还有一个打算已经征求过同志们的意见，基本上定下来了......”

    “今后所有的新兵都由师部直属教导大队进行训练，新兵完成六个月的训练之后，由师部参谋科统一进行分配，各主力团不再承担新兵征募和训练的任务。”

    毛委员连连点头：“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来能够让各主力团减轻负担，战斗力更有保证；第二个好处就是平衡与制约，把军队的所有权和作战指挥权分隔开来，能有效地避免你刚才所说的兵为将有和山头主义的弊端。”

    “郑毅同志，你就放手干吧，边干边总结。”

    郑毅终于松了口气：“我得感谢您啊，这些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都很复杂，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同志们的担忧和误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阻碍，所以我一直没有说出来，除了您我真不知道找谁说去。”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你考虑得这么深，这么远，比我想象的还要谨慎。”毛委员笑道。

    郑毅呼出口浊气，摇头苦笑道：“不谨慎不行啊！我年纪这么轻就登上这么高的位置，万一有个行差踏错，付出的就是一条条鲜活的性命，损失的就是革命的力量和我们伟大的事业......”

    “哦对了，我差点儿忘了向您汇报一个重要事情！南昌起义以前，我们和民党军队一样按月发放军饷，南昌起义之后，蒋总司令和汪精卫不给我们拨款了，但我们还是从原来悄悄存下的抚恤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津贴发下去，数额不大，每个月两个大洋，官兵一致。”

    “在宁都和兴国的两次紧急征兵中，我们给每位应征入伍的新兵发放五块大洋的安家费。”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历次战斗中缴获的钱财合计为一百二十七万大洋，其中的七十万大洋已经交给闽省莆田情报站负责人上官咏同志，由他负责支付药品和武器弹药等物资的采购款，剩下的则存入香港银行备用。”

    “另外，我们先后支援井冈山夏坪区委五万元，支援宁都和兴国地方党组织八万元，三个月来聘请各县中医郎中、购买中草药、支付官兵伙食费和津贴共六万二千多元，目前还剩下三十七万元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金条和首饰。”

    “所有的收入和开支我们都详细记了账，每一笔都有我和李昭政委、王虎臣参谋长的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