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寂元之冬 第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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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神有十几个儿子,信任的臣属就更多了。由于中原已定,华夏族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所以他们后代的子嗣,只多不少。仅仅五代之后,皇亲国戚就已经多达数十万人。这数十万人大多拥有‘神’的血统,即便不是禹神的后裔,也有其他神的血脉。 这些众神的子孙能力强大,寿命长久。即便把中原之地的所有人都当成奴隶,也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争夺利益的过程中,连年征战不断,但国家却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国家最正统的主人。 直到此时,禹神才理解,为什么龙王会幻化出不同的样貌称帝,而且最终放弃了整个中原。 在夏朝中段,禹神将所有直系后裔统统撤出了中枢的统治,只留下一些旁支任其自生自灭。最后由帝喾(龙王留下的旁支)的子孙推翻了统治,建立了商朝。而真正的禹族在此过程中,需要做的只是推波助澜。 禹神知道自己无法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家,于是就想建立了一个凌驾于世人之上的神族。当时的每一个神祗几乎都有着近似的想法。 所以在朝代的更迭中,适逢乱世总会有一些能人异士出现。周朝的姜尚、黄飞虎、杨戬,春秋的管仲、乐毅、白起,甚至神话中的哪吒征战时不过十二岁。 在东周战国时代,各个神祗暗中的较量达到了顶峰。也正是那个时候,禹族利用秦国消磨掉了其它神族在历史中的势力。不过秦王嬴政却不甘只当人皇。他想同三皇五帝一样成为神,想成就一个传承万世的完美帝国。 所以,嬴政一方面派徐福四处搜集长生之术,另一方面则通过培养宦臣削弱禹族根植于秦国的势力。在徐福几次出海寻觅长生术失败之后,更是加速了嬴政清缴禹族的决心。秦皇三十七年,嬴政假死,秘诏赵高、李斯设计赐死了蒙恬,从而清缴了禹族在秦国的势力。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最终还是败在了众神的博弈之中。 出海寻访长生术的徐福是颛顼的后裔,赵高、李斯则是分别来自于其他神祗的族群。众神各族博弈了千百年,早就学会了‘雨露均沾’、‘朝秦暮楚’的计量。在秦王完成大统之前,就已经在秦国埋伏了众多的细作。他们有的是高官,有的是小吏,只不过由于禹族势力较大,才被秦王所忌惮。 最终,秦王刚刚诈死,便真的就在宫中被暗杀了。 秦王死后,众神各族很快就掀起了新一轮的乱世。禹族派出的羽,以项燕孙子的身份推翻了暴秦,成为了当时的盟主。不过,很快各族就发现了汉王刘邦有击败项羽的实力,便纷纷协助他灭掉了楚国。 在西汉时期,禹族花费了百年才渐渐控制了一部分政局,与其他各族隐秘的势力持平。不过就在各族重新策动新一轮乱世的时候,世上所有的初代神祗几乎都染上了一种怪病。仅仅几年的时间里,第一代神便相继陨落了。众神的家族也从掌控中原王朝,衰变成了策动朝代更迭的门阀。 汉光武帝利用这短暂的混乱,重新掌控了东汉的统治。不过虽然没有了神族的干预,帝王面临的矛盾却仍然存在。 每一个朝代兴盛的时期,能臣、名将的势力便随之兴起,他们子孙的利益争夺便成为了历代最深的隐疾。皇帝可以除掉功高震主的权臣,但却不能肃清所有功臣的后代。 神族后裔的门阀便利用这一点,在历史的更迭中推波助澜。就像明代罗贯中所写的那样,‘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追根溯源,便是由于‘祖宗荫功庇佑子孙’。 在东汉末年,禹族悟空成功刺杀了龙王之后,天下便再次迎来了乱世。这就是《秦汉稷略》里记述的帝王之辩。” 看到书里讲到“悟空”,华斐心中就狠狠地抽动了一下。心想,“屠龙勇士悟空,果然是真实存在的。那他在龙宫之中,意念里所见到的一切就都是真的。” 华斐继续读到:“悟空在刺杀龙王归来之后,成为了当时的最强神。” 看到“悟空归来”,华斐差点震惊的喊出来。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悟空就躺在龙宫的铁球里。如果悟空完成屠龙后,回到了中原大地,那传他“神血”的人又会是谁?! 悟空是禹族在不周山屠龙一脉的最强传人,也是当年禹族的首领。所以在天下重新平定后,便继续开始了,‘神族治世’的探索。
在西晋初年佛教盛行,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仍存在于西天极乐世界,并且被西方各国所崇拜尊重。悟空认为,佛祖可能是仅存于世的初代神祗。无论是迫于西方神未来的威胁,还是寻、求借鉴佛教的治世法门,他觉得都应该去探求一番。 所以,自西晋开始,悟空就多次西出玉门,游历各方佛国。从东晋开始,成功的利用佛教与儒家相结合的方式,再次暗中掌控了中原。到了唐代,这种掌控被推行到了鼎盛时期。禹族幻化的崔、卢、李、郑四姓门阀,甚至实力不弱与帝王,以至于‘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三藏法师和孙悟空的传说,便是从唐代民间口口相传的。不过在唐代末期,禹族首领悟空却神秘失踪了。 在悟空失踪之后,禹族又成功的推动了唐朝的覆灭,并继续掌控了很长时间的宋代。不过宋代政治稳定,各门阀在朝廷内部的势力越来越弱。为了能重新瓜分中原利益,神族的各个门阀甚至不惜利用疫病、蛮族、政变等等招式。 他们从众神时代,依靠强大的武力,逐渐蜕变成了阴谋家、灾难家。各种阴险招数无所不用其极,与今天的恐怖分子没什么分别。在悠久的岁月里,神族门阀的血腥手段不胜枚举。 ‘泰始九年,癸巳年,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竞达十万。 魏皇兴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 唐广德元年,癸卯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 明熹宗天启六年,王恭厂大爆炸,死者两万余人。’ 在这些灾难中,你甚至无法分辨,哪些些是乱政之作,哪些是天谴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