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幡悔悟高陶事件 终卖国汪伪政府
【史要】《汪日密约》曝光，“高陶事件”；汪精卫叛国投日，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枣宜会战…… 却说，汪精卫自从河内逃过一劫、登上日本货轮“北光丸”号后，已被日本人所cao控；至此，汪精卫就甘心情愿地跟日本人走了。 两个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住进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一号；并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汪精卫在上海成立了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 此前，曾在陈立夫手下任“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情报员”李士群等人均已叛国投敌，并在日本指使下建立了特工组织。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汪精卫在伪“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务会”。 “特务会”成立后，下设“特务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和唐惠民为副主任。总部设在上海大西路七十六号内；后因，此处活动不便，又由日本特务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作为特务活动场所；尔后，“七十六号”遂成了这个特务组织的代称。 此时，曾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的陶希圣正在香港；汪精卫就给陶希圣去《信》，上书：“我需要你。” 陶希圣接《信》后，就乘船前往上海，欲助汪精卫重造所谓的“和平运动”；不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日本通”之称的高宗武也来到上海。 此时，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已与汪精卫开始了正式谈判；于是，高宗武、陶希圣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了谈判。 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中，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从中，可见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 日本人现在所要的地域已经议定，是从黑龙江到了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等，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可见，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无非是欲借助未来的“汪伪政权”作幌子、彻底霸占中国的领土，最终目的是要宰割中国、灭亡中国。 高宗武、陶希圣开始认识到这种所谓的“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于是，秘将《汪日密约》反拍，以备后用。 同时，令俩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此时的汪精卫已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主和”变成了甘心情愿的“投降”；极力迁就日本军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 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以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两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jian军队。 于是，高宗武、陶希圣心中十分懊恼，悔不该前来上海、竟落入虎口而难以脱身；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是，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这一天，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出席，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高宗武、陶希圣的反常态度，引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于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务对俩人进行监 视，高宗武、陶希圣已感到了随时有生命危险。 一九四○年一月二日，高宗武去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 此时，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进行密谈，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精卫要脱离国民政府，成 立亲日的‘新政府’。” 蒋＊介＊石得到这些密《报》后大为恼怒；他不满意汪精卫单独去与日本媾和，而且准备成立也挂青天白日旗、同称“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 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精卫的走卒，拆汪清卫的台。 此时，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精卫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月笙汇报。 杜月笙听罢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值得一 试。你在香港待两天，我要去重庆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 于是，杜月笙自香港飞赴重庆，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高兴，要求他从速返港，并面授机宜；临走时，蒋＊介＊石还写了给高宗武的亲笔《信》，托杜月笙带去。 杜月笙面见******后、重回香港，嘱咐徐采丞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高宗武和他的家眷平安地送到香港来”；并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让他转交给高宗武。 徐采丞按照杜月笙的《指令》，立即回上海与高宗武相见并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此时，汪精卫已内定陶希圣为“宣传部长”；高宗武因资历浅，但也内定为“外交部次长”。但是，俩人深明大义、幡然悔悟；遂于一九四○年一月四日，在万墨林、徐采丞的帮助下，高宗武、陶希圣被悄悄地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 到了香港后，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写了亲笔《信》，并将摄录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告之。 一月二十二日，《大公报》香港版即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及《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件、即《汪日密约》；另在第九、第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了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 如此，汪精卫秘密与日本媾和、出卖祖国的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了。《大公报》的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一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香港版被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 第二天，《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接着，又于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汪日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 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并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遂成为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这次“高陶事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大公报》算是抢到了“独家新闻”。 此后，蒋＊介＊石奖励高宗武五万元美金；并由蒋＊介＊石亲自《批示》给予化名“高其昌”的官方《护照》，得以出洋游历。从此，高宗武带着年轻妻子赴美作了“寓公”。 而陶希圣事后到了重庆，受到蒋＊介＊石重用。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参与蒋＊介＊石的机要事务。此皆题外话，不累笔。 “高陶事件”的发生，对汪精卫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此时的汪精卫是铁定了心“要卖国投敌”，也就不顾国人的指责和唾骂、一意孤行地走到黑了。 于是，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干脆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伪“国民政府”、俗称“汪伪政府”。 “汪伪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组织机构仍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形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由于，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已迁都重庆了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因此，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兼任代主席。 “汪伪政府”成立后，设于北平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由王克敏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属各部均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 另外，又任命周佛海为伪“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齐燮元为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为伪“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 然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只有从南京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接收的绥靖军所部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驻地大多在南京周围及接近南京的安徽地区。 不久，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又收编了国民党军统的游击军两个旅；同时，作为伪“国民政府”成立的礼物，日本顾问部又移交给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七个旅和一个团的“皇协军”。 汪精卫还想仿效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办法，招收五百多名学员﹑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无奈，只好将这批学员训练完毕后分配在军事机关和武汉绥靖司令部。 尽管如此，汪精卫深知武力是最有力的政治资本；成立新部队不成，他便开始通过“曲线救国”的谎言四处诱降******国民党军队。 如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就可以在日本主子的扶植下，在他的辖区内行使其傀儡政府的职权了。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 在辖区内，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利用“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捕大肆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结大批伪军，协助日军实行“清乡”、“扫荡”等反共活动，妄图消灭坚持敌後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 如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的一套班子算是凑成了，并死心塌地为其“主子”日军卖力效命了。 而此时，有心当“湖南王”的何键已于“七·七事变”后，被******挤出了湖南并褫夺了第四兵团司令的实权；因此，心萌异志欲开拓重理旧巢的蹊径。 一九三九年底，何键的结发妻黄氏在九龙的寓所内病故；何键即趁机向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请丧假一个月，准备投靠汪精卫。 但是，当何键和副官登上飞机行将起飞时；突然，特务头子戴笠坐小汽车赶来。 戴笠《命令》飞机停飞，并亲自上机询问何键：“有无准假？” 何键出示孔祥熙批准的假条，戴笠却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行？请你下去，等我请示委员长再说。” 于是，何键被送回上清寺大溪别墅中软禁止起来；后经孔祥熙出面斡旋，才得以恢复自由。从此，何键留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一心修行坐道﹑求仙拜佛，消磨日子。此皆题外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汪伪政府”成立后，迁都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却仍不准备跟日本谈判，日军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深渊。 此时，日军的选择是“希图停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于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不过，这种策略只是重弹南京攻陷后的老调而已；可是，现在情况对日军却是不利；因为，眼下的占领区大 了至少一倍，日军既缺乏全面控制占领区的实力、又缺乏足够的预备队。如果说，在一九三七年底时，日军采用这种策略是明智的话；那么，一年后的今天再重启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了。 日军决定了这一战略构想后，即从一九三八年底开始进行兵力重整；即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与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师团进行换防；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 然而，到一九四○年初，在华日军、不包括在东三省的驻军，就布署有二十四个师团、二十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总数将近八十万人；这么庞大的驻军数字，对资源贫瘠的日本政府来说确实颇感压力。 可是，日本的占领区太过广大了；以致于，现在的日军还不够用。于是，日军只好将原来须用一个师团控制的改由一个旅团、须用一个旅团控制的改由一个大队；如此，但求维持现状、控制住已占领区。 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也体认到这一点，在华日军已自武汉会战后的高峰时的约八十万人降至现在的约 五十万；他手中的一个常备师团或A级后备师团已仅有约两万两千人、新调入的守备师团也仅约一万五千人，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则仅约六千人，大有捉襟见肘之感。 而且，日本大本营还在考虑进一步裁减；如此，在华日军有可能降到四十万的地步。 不过，南宁的“昆仑关会战”以后，日本大本营终于勉强同意了“在华日军兵力不宜过度缩减”；且同意“增援两个常备师团”，以便于一九四○年对中国军队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势。 于是，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一军决定在枣阳、宜昌地区再打一场会战，并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 “枣宜会战”的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中国军队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以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 四月七日，日本第十一军又据此制定了更为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这时，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已经调走，由关东军第七师团长园部和一郎接任。 四月十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426号令》批准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目前任务，可在五、六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实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战地区的作战。” 于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从长江南、北调集了藤田进的第三师团、甘粕重太郎的第三十三师团、关龟治的第三十四师团、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及藤堂高英的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澄田睐四郎的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 同时，“中国派遣军”还从驻于长江下游的官西尾寿造的第十三军中将所属的岩松义雄的第十五师团、土桥一次的第二十二师团各抽调一个联队配属给第十一军。 园部和一郎拟先以机动神速的攻取枣阳，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以北地区；尔后，渡过襄河，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地区压缩并歼灭之。 而此时，蒋＊介＊石于四月十七日致《电》李宗仁，明确要求：“第五战区不要消极待敌，而应以一部积极行动，争取先机，袭扰日军后方，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而置主力于襄河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或东退之日军主力。” 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即作出具体部署，决定以一部正面抵御日军，分路挺进日军后方；主力宜在敌后先发制人、积极施行扰袭，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日军决战。 于是，以张自忠为右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五十五军，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口，并伺机击破进犯日军。江防军司令郭忏则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四军，依托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阻止日军渡河；与右集团军协力，在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日军决战、消耗日军主力。 以孙连仲为左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集团军及鄂东游击队等部，对驻于信阳的日军实行牵制攻击；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准备向襄花路进击。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则指挥第十一集团军及第四十五军，在高城至随县以西阻击日军；不得已时转移至唐县、环潭之间，与孙震的预备兵团协同从两翼包围、击破日军。 以孙震为预备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置于****；李品仙则指挥第二十一集团军对沿江日军据点和交通线进行袭击，并对平汉路南段攻击、威胁日军后方。 五月一日，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向枣阳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于是，“枣宜战役”打响了。 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率先自信阳向泌阳进攻，当日即突破了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正面；翌日，日军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也从钟祥发动攻击，当日便突破了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正面。两路日军突破后，便全力北进、直指枣阳。 五月四日，日军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又对于黄琪翔驻守的中央集团军阵地发起攻击，并立即突破了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正面。 于是，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即以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向西南方转移，而以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往西北转移，力图防守枣阳。 第二天，蒋＊介＊石再次致《电》李宗仁，指出：“各路日军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至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 此时，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已占领了唐河，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也已北进至王集，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 师团更是进抵了随阳店；如此，对枣阳已构成了合围之势。第二天，日军又占领了枣阳；于是，宣称：“汉水左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 此时，第五战区在日军四周已集结了二十三个师的兵力；于是，遂《命》张自忠率第三十三集团军东渡襄河 北进，又《令》汤恩伯率第三十一集团军向南阳地区急速南下，欲以南北夹攻、夺回枣阳。 五月十日，张自忠率第三十三集团军北上后，先与日军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在枣阳南面遭遇。 此时，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虽号称有五个师、实际兵力却仅有二万人，还不到日军的一半兵力。所以，日军认定这是击破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极好机会；于是，即《命》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和从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抽调的、由池田直三率领的第十一旅团俗称“池田支队”，对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发起猛击。 更为不幸的是，此时张自忠的《电报》密码已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一切军事部署完全被日军掌握；因此，双方开战后中国军队即处于下风；张自忠身先士卒、勉力苦战，才坚持数日。 战至五月十五日，张自忠率领尚存的六千余人被日军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此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再激战至五月十六日佛晓，张自忠与仅存的高级参谋张敬等八人终于都战死在南瓜店十里长山、为国殉职了。 张自忠殉国当日，其辖下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夜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张自忠的遗骸运回后方，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重庆朝天门码头。 中＊共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深为震惊和痛惜，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张自忠战殁后，冯治安接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而此时，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辖下张轸的第十三军、张刚的第九十八军、关麟徵的第五十二军、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周碞的第七十五军、李楚瀛的第八十五军等六个军共十七个师已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将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围困在枣阳北面，并发起了进攻。 于是，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赶紧后退，与枣阳南面的日军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拉近距离。 五月十九日，日军三个师团汇合，遂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 汤恩伯部背唐河而战，渐感力不支；周碞的第七十五军为日军重创，其它各部亦多有伤亡；见此情状，第五战区急忙下《令》各军“撤退”。 五月二十一日晨，日军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渡白河追击，步兵第二三三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等三百多人却被击毙了；于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才下《令》各师团“停止追击”，襄河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至此结束了。 且说，日军停止追击后迅速收缩部队至枣阳附近进行休整；但是，并未立即撤回原防，而是准备执行汉水以西的宜昌作战任务。 五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又下达了“西渡汉水进攻宜昌”的《命令》。同时，“中国派遣军”又从西尾寿造的第十三军辖下土桥一次的第二十二师团中抽调三个步兵大队、一个俗称“松井支队”的山炮兵大队抽调给第十一军。 五月三十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命令》天谷直次郎的第四十师团留置大洪山进行“扫荡”，再以“小川支队”和“仓桥支队”担任流动兵站的警戒，以保障后方。 然后，另《命》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从宜城以北的王集强渡汉水，藤田进的第三师团也在襄阳东南开始渡河；两个师团均未受到抵抗，于拂晓前渡河完毕。 此时，中国军队错误地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只是佯动”；因而，将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不仅远安、南漳等县没有设防，连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少。 六月一日，中国军队发现日军西渡汉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迎战拒敌”。 于是，第五战区将所部分为左、右两个兵团。 襄河以东各部为左兵团，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指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和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攻击襄花路、京钟路及汉宜路的日军后方，以切断日军的补给与联络。 襄河以西各部为右兵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亲自指挥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和江防军，以确保宜昌为主要任务；同时，《命》在汉水以东的周碞的第七十五军、李及兰的第九十四军火速赶回汉水以西归还江防军建制，而正在四川整训的方天的第十八军紧急船运至宜昌加强守备。 就在同一天，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加快了渡河乘虚而入，并突破了孙震自率的第四十一军防线。 次日，日军便进入襄阳；然后，继续向南攻击，并绕到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背后进行攻击。 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不得不掉头、由向东改为向北抵抗，仓促间陷入一片混乱；军委会急《令》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南进攻击，希望能牵制日军的行动，以减轻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压力。 然而，效果不大；日军仍于六月三日突破了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的防线；然后，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占领南漳，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占领宜城。 六月三日，陈诚到达宜昌后，即《命》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抵抗从南漳、宜城南下的日军；江防军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在汉水西岸阻截日军从旧口南渡汉河，以控制当阳一线阵地；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则向钟祥出击，切断日军后方交通。 翌日，日军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和“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又从钟祥以南的旧口、沙洋附近强渡汉水，与藤田进的第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对荆门、当阳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于是，双方激战三天，日军“池田支队”突破了江防军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阻截，占领沙市、荆州；尔后，沿宜沙公路从东南面逼近宜昌。 六月九日，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从东北面、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从南面，也攻破当阳、向宜昌发起进攻。 此时，驻守宜昌的中国军队是方天的第十八军，两天前才到达宜昌；中国守军兵力单薄、且仓促应战，不敌日军凶猛的攻势；战至六月十二日，日军攻占宜昌，方天的第十八军撤往附近山区。 六月十二日，日军占领宜昌。就在同一天，欧洲的纳粹德军也占领了巴黎，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剧烈的动荡。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军政当局更加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参与世界范围的角逐。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确保对宜昌的占领，可给重庆蒋政权以更大的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从而，也就有利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战略价值极大。” 六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也表示了：“应长期占领宜昌。” 于是，六月十六日，日军参谋本部发出“确保宜昌”的《命令》。 日军大本营为弥补园部和一郎的第十一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之不足，将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山下奉文第四 师团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列入第十一军，以长期确保宜昌；并将武汉方面的作战地区规定为安庆、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园部和一郎《命令》田中静一第十三师团占据宜昌，山下奉文第四师团驻防安陆，其余部队均返回原防地。 而此时，蒋＊介＊石致《电》李宗仁、陈诚：“兹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 此后，中日双方军队在宜昌、当阳、江陵、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形成对峙。 同时，国民政府为拱卫重庆、屏障四川，重新设立第六战区，以陈诚兼任司令长官，所辖部队有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江防军、第十八军等，防区为鄂西、湖北、湘西、川东等地。 于是，“枣宜会战”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