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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章介*石得寸进尺 战南口虽败犹荣

    【史要】国共再谈判,蒋*介*石得寸进尺;南口战役,虽败犹荣……

    却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恩*来已经飞抵上海、准备与蒋*介*石再次会谈。

    此时,蒋*介*石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正在庐山开谈话会;于是,周*恩*来再次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

    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就是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以大局为重、置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地位,表示:“愿在蒋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可是,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之下,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从而,再也不提“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

    蒋*介*石的这种出尔反尔态度,周*恩*来当然难以接受。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同时,明确指出:“蒋先生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如此,谈判又陷入僵局。

    但是,中*共*中央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仍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

    于是,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

    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

    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陕甘宁政府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十二条意见”,没有任何回应;却还是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如果,按照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行营”;那么不要多长时间,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了。

    蒋*介*石如此心怀叵测,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人离开庐山回到上海。

    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导致北方战事十分吃紧。

    七月二十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同时,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海”,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

    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这一招,出乎蒋*介*石意外,不由得也急了。

    七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即《指示》蒋鼎文与周*恩*来会谈,言得到了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见蒋*介*石如此催促,周*恩*来趁机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此时,蒋*介*石只好同意《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了。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的同意,将红军集中三原改编,即‘编足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七月二十九日与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终于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如此,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已是刻不容缓。

    周*恩*来和博古立即赶赴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共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问题,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就在此时,叶剑英从西安拍来电报,告诉周*恩*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将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

    原来,“七·七事变”后,西南的桂系坐不住了;七月二十一日,白崇禧、李宗仁、黄旭初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拥护蒋*介*石对日抗战。”

    于是,蒋*介*石派刘斐赴广西,促白崇禧入京参赞中枢;因此,七月二十六日,白崇禧偕李宗仁同赴南京;连四川的刘湘也来了,共商“抗日”大计。

    蒋*介*石与李宗仁这对生死冤家,现在居然都能坐到了一起、共议危亡之局,真可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了。

    从中,周*恩*来料想中*共*也将被邀参加会议;为了掌握团结抗日的主动权,他《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中*共*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

    果然,八月一日,毛*泽*东接到了张冲转来的《急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如此,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

    周*恩*来即《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

    张冲《复电》,告诉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

    南京方面连日来《电》,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为在南京举行的第五次谈判,周*恩*来对此做了认真的准备。

    八月四日,周*恩*来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人认真研究和讨论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便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复电》,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于是,周*恩*来和朱德赴南京会谈。

    周*恩*来和朱德途经西安时,得知红军西路军的一千多名被俘人员被关押在西安,便立即派“陕北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在确认情况属实后,周*恩*来立即前往西安行营,直接同蒋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释放”。

    当天,便有三十名西路军干部获释;接着,又有二百十余人获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满怀希望和信心了。

    八月九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和朱德活动频繁,多次与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会晤;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在经历十年风雨后终于得以公开活动了。

    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再次阐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方针意见,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接着,朱德也做了发言;俩人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好评,对于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是,在讨论“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时,蒋*介*石仍然挑刺、提出种种非议;而对于七月间就交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直不予发布。

    当周*恩*来重提此事时,蒋*介*石则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复兴社”总社书记康泽出面对周*恩*来说“中*共*的宣言不宜提‘民主’,应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予以应付与搪塞。

    就这样,国共的谈判在艰难中进行,终未能达圆满结果。

    且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

    “强硬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谨慎派”则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

    “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

    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于是,两派进行论战,一开始是“谨慎派”略占上风。

    但是,由于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在大政方针上摇摆不定;因此,军部很难达成协调一致。

    就近卫文麿的本意来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想伺机进攻中国,又不想使事态过分扩大,更不愿因此而影响到对苏作战,最好是鱼和熊掌能够兼得”。

    武藤章及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中坚军官正是看透了近卫的这一心理,遂反复向其灌输主战理由,声称:“进攻中国不仅不会使事态扩大,相反还会有利于日本巩固在满蒙的权益;从而,使日本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苏作战当中去。”

    而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态度鲜明地支持“强硬派”的立场,他们以“中国军队进入察哈尔将对满洲国构成威胁”为借口,强烈要求“参谋本部准予其向华北发动攻势”。

    关东军的这一态度,对“强硬派”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摸清了“强硬派”底数的东条英机,再次发挥其“剃刀”风格,来了个先斩后奏;他在未经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就预先派出部队又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挺进,并不断制造虚假事件以扩大侵略。

    沿津浦路进攻,为的是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侵犯;沿平汉路南下,为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长江;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

    日本企图一举歼灭中国的精锐军队,攻占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从而,就能迅速打垮中国的抗日力量,扬言“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此时,蒋*介*石已看清了“对日妥协无望”,遂决心“抗战”;并对日寇的三路进犯,都做了相应的战斗部署。

    同时,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对他俩说:“如果事态扩大,爆发全面战争,那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同时,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战区及战斗序列》,成立五个战区。

    第一战区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下辖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

    第二战区为晋、察、绥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下辖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

    第三战区为江、浙地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下辖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

    第四战区为闽、粤地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下辖蒋鼎文的第四集团军、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

    第五战区为山东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也由蒋*介*石自兼,下辖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顾祝同的第五集团军。

    除此,李宗仁的桂军作为第一预备队、刘湘的川军作为第二预备队、龙云的滇军作为第三预备队、何成濬的杂牌军作为第四预备队;直属于军事委员会,随时听候调遣。

    另外,空军九个飞行大队共有各式飞机三百零五架,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周至柔任前敌总指挥;海军共有各种舰艇六十六艘,总排水量五万九千余吨,由陈绍宽任总司令。

    如此,一切算是部署定当了。

    此时,为阻止日寇图谋晋、绥地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所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两个师及第十七军的一个师,担任南口至赤城方面的防御;另外,又命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率所辖第一一九师、第一四三师担任张家口方面的防御。

    “平汉路”以西的北平至归绥的“平绥路”,日军原计划只作为辅助战场;但由于,此方向中国军队已布置了重兵,直接威胁到平津地区和“平汉路”侧翼的日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此,日本关东军一再要求“进行平绥路作战”,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

    于是,日军组编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华北日军也派出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铃木重康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参加“平绥路”作战。

    日军遂将对这一方向的进攻逐渐发展为一条重要战线,而南口更是这一战役中的重要战场。

    南口位于北平城西北四十五公里处、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会处,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这一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关隘重叠;从南口经居庸关西行至宣化、张家口为一东西狭长之盆地,南北多山、中央凹下;平绥铁路横贯其中、并有公路相辅行,形成为连通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交通干线。

    南口的南北两侧,又是筑在高山脊背上的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穿行,故南口是名符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之地,故又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守住了南口,即可阻止日寇西进;从而,保卫察、晋、绥三省。

    可见,南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是阻截日军西进的天然屏障,中国方面就在此布置了重兵防守。

    八月七日,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铃木重康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向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展开进攻,“南口战役”就打响了。

    中国守军在各个阵地与日军展开拼搏,战事异常激烈。

    八月八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对得胜口、虎峪村实施攻击;并于翌日,攻占了南口车站及东侧的龙虎台。

    八月十一日,日军一万五千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对南口镇发起猛攻,并以板田支队向南口镇西侧的长城隘口进行佯攻。

    日军的攻击,遭到守军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的顽强抵抗;激战至十六日,日军的进展甚微。

    八月十六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令》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加入南口地区的战斗,并由坂垣征四郎一并指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作战。

    此时,汤恩伯已《令》邢震南率第四师一部在长城的横岭隘口占领阵地;同时,又《令》前来增援的新编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所辖第五十六团与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所辖第一二二团合编为一个支队,占据了石峡附近的长城隘口。

    第二天,日军第五师团第四十二联队长大场四平辖下的第一大队夺取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一三九○高地;随后,日军第五师团主力逐次展开了向一三九○高地至镇边城之间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并将一○五○高地附近作为主要突击方向。

    在此情况下,汤恩伯又《令》邢震南率第四师第十二旅加入横岭附近的战斗。

    八月十八日,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亲率陈长捷的第七十二师和独立第七旅增援到达怀涞、下花园地区,以增强南口地区的防御力量。

    ******也急《令》卫立煌所部第十四集团军经易县、涞水迅速向周口店一带集中,并增援南口、怀涞地区;另外,又《令》位于“平、津路”的部队以一部兵力向“平、津”之间出击,以配合卫立煌军北进。

    于是,汤恩伯将得胜口至镇边城一线阵地划分为三个固守区。

    以得胜口、居庸关、青龙桥一带为第一固守区,由第八十九师及新到达的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的第一二一团、第一二四团防守。

    东西大岭及黄楼院一带为第二固守区,由第二十一师的一部与第四师的第十旅防守。

    北石岭、东台、横岭城、镇边城一带为第三固守区,由第四师的大部与第七十二师的一个旅防守。

    八月二十日,傅作义准备率部从怀涞向攻击南口的日军实施反击;但是,得悉“察北”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于是,傅作义率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的第二○○旅、第二一一旅回援张家口;而留下第七十二师和独立第七旅归汤恩伯指挥,参与南口战役。

    此时,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周口店集结,尔后经西部山地北进。

    日军发现卫立煌部北进增援南口后,即派第六师团谷寿夫所辖第三十六旅团编成牛岛支队,进入门头沟以西山地堵击;又《令》川岸文三郎率第二十师团进入良乡西北山岳地带,向守卫在“平汉线”及其西侧孙连仲的第二十路军攻击。

    八月二十一日,日军向居庸关与镇边城正面的横岭发动攻击,守军第四师的第十九团第一营伤亡殆尽。战至中午,第四师伤亡惨重;第七十二师第四一五团前来增援,方守住了灰岭子、长峪城一线。

    第二天,日军一部突入长峪城北的守军阵地;遭到第七十二师第四一六团的反击,阵地被夺回。尔后,日军又向驻守灰岭子的第七十二师阵地发起正面攻击,并以一部突入横岭南面高地。

    是日,第十四集团军的右翼、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在干军台与日军“牛岛支队”遭遇;激战至二十四日,第八十三师留下一部兵力继续在千军台与日军作战外,主力则北进至青白石的大村迂回侧击。

    此时,第十四集团军的左翼、李默庵率第十师从侧冀向“牛岛支队”攻击;终于,将日军击溃在大村。

    然而,八月二十五日,中、日两军在横岭城和居庸关激战,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当日十五时,日军坦克冲入居庸关;驻守水头的独立第七旅不敌,退守怀涞。

    随后,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支援下,又攻击怀涞。

    于是,长城防线上被撕开一个裂口;并且,尚在长城上与日军抗争的中国守军已处于了被日军包围的态势、处境堪忧了。

    如此,南口危在旦夕了。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汤恩伯下《令》:“守军撤退。”

    “晋绥军”撤退后,日军立即发起追击;当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占领了怀涞,铃木重康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也占领延庆。

    至此,“南口战役”结束。

    “南口战役”先后历时十九天,使日军的进攻受阻;中国军队投入兵力六万余人,日军动用兵力约有七万;中国军队伤亡约二万人,日军伤亡约一万人。

    “南口战役”虽然战败了,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从此,“中国不会亡!”“筑成我们民族新的长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战口号,深入人心,传遍祖国大地。

    正如中*共*中央编辑出版的《解放》周刊短评所言:“‘南口战役’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