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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汪蒋冯勾心斗角 为侵华东方会议

    【史要】汪冯“郑州会议”,蒋冯“徐州会议”;张作霖成立“安****政府”;“东方会议”、

    《田中奏折》……

    却说,汪精卫开始秘密筹划“反共、清党”之时,远在河南了的唐生智闻报“湘、鄂”有变不由得心中忧虑了;特别是夏斗寅的背叛,虽说已被叶挺击溃,但其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若是“湘、鄂”不稳,“北伐”如何能再继续?

    为此,唐生智打算放弃向直隶的继续挺进而班师回鄂,以平定“湘、鄂”局势为要。

    汪精卫闻知唐生智欲班师,倒是也表“赞同”。

    因为,“湘、鄂”的乱局是军人滋事所致,汪精卫亟欲平息事态却自感力不从心,正需唐生智回来帮他把那些军中将领弹压住,免得节外生枝地再生变乱。

    然而,汪精卫又担心,唐生智欲是班师,张作霖必会趁机反扑,北面又将不得安宁如何是好?

    但汪精卫很快想到了,不若将河南交予冯玉祥;如此,可使冯玉祥心甘情愿地替“武汉国民政府”作挡箭牌,以免张作霖再南侵sao扰,自己也就可省心了。

    汪精卫觉得这倒是一步可下的棋,遂决定“即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同时,或可趁机将冯玉祥拉拢,共同对付蒋介石。

    于是,汪精卫带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班政要北上郑州了。

    行前,汪精卫却先是解除了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同时,《密令》朱培德先将在江西的共产党驱逐。

    鲍罗廷被汪精卫解除职务后,这才知晓“是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之故。因此,鲍罗廷大为恼火,即找到罗易当面严厉斥责。

    同时,鲍罗廷又《致电》莫斯科,将“罗易向汪精卫泄密”之事报告,并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竭力为自己辩护,且反斥“鲍罗廷与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于是,鲍罗廷与罗易打起了口水仗。

    不过,罗易的行为毕竟违反了纪律;结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罗易召回”,另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罗明纳兹“赴华接任其职”。

    但同时,“共产国际”又指示鲍罗廷:“将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

    这条《指示》显然是对陈独秀而言的,鲍罗廷却秘而不宣压下了。如此,陈独秀暂时仍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但离其下台已不远了。

    汪精卫《密令》朱培德先在江西“清党”,无非是为了测试一下中*共*的反应。

    因为,朱培德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所抛出的《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汪精卫料定他对于“清党”必能仍表赞同;况且,江西现在朱培德的掌控之中,大可放手而为。

    故而,汪精卫在自己公开行动前,先要朱培德在江西动手。

    果然,朱培德接到汪精卫的《密令》后,即毫不犹豫地动手了;只是,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采用血腥的镇压手段。

    六月五日,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并派军警查封了“江西省总工会”及其他“农会”、“学生会”等组织;在其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一百四十二名中*共*党员则均被解职并勒《令》“离赣”,而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派驻“江西省党部”中的中*共*党员方志敏、王枕心、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等人则被“礼送出境”。

    只是,离开万县后的朱德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帮他办“军官教育团”。因朱德与朱培德是“滇军”同僚,且朱培德亟需朱德为他培训军事干部;故而,朱德没被驱逐留在了江西。

    就这样,朱培德的“清党”在和风细雨中进行,倒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朱培德在江西“清党”之时,汪精卫已专程赴郑州去与冯玉祥会晤了。

    汪精卫郑州之行的目的是想与冯玉祥达成《协议》,以让唐生智能从河南脱身;同时,也希望能将冯玉祥拉拢,以共同对付蒋介石。

    冯玉祥揣知汪精卫的用意,且明白自己在“‘宁、汉’之争”中可扮演的角色,也正想趁机渔利。

    于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唐生智、邓演达、孙科等人与“国民联军”冯玉祥、鹿钟麟、刘伯坚等人在郑州举行会议。

    会上,双方就党务、军事、政治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出于各自目的讨价还价了一番。

    结果,“武汉国民政府”答应“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但作为交换条件,“武汉国民政府”却要冯玉祥“联手对付蒋介石”。

    因为,河南这块肥rou是冯玉祥梦寐以求的;冯玉祥见能不费大力得此实惠,当然心中高兴;因此,即表示“完全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愿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表态,令汪精卫等人也十分满意了;于是,双方达成了这笔交易。

    “郑州会议”期间,冯玉祥还向汪精卫、唐生智透露了一个内情,言:“蒋介石曾致《电》劝他,须待第四方面军与‘奉军’两败俱伤后再出兵河南;届时,可与他蒋介石会师中原,共图冀鲁。”

    汪精卫闻此言后,气得不可名状了。

    唐生智则咬牙切齿道:“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更欲班师回鄂,东征讨伐蒋介石了。

    于是,唐生智留下樊钟秀的第十二军驻于河南信阳,魏益三的第三十军驻守鄂北武胜关;自己则率其余各部即班师回鄂,准备去讨伐蒋介石了。

    然而,汪精卫哪能知道,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许诺无非是虚与委蛇;他只是想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并非如汪精卫所愿,真与“武汉国民政府”联手去对付蒋介石。

    因此,汪精卫等人离开郑州后,冯玉祥即《令》“国民联军”驻南京代表熊斌向蒋介石通报了“郑州会议”的情况,以窥探蒋介石的反应,或能从蒋介石那儿再捞点好处。

    果然,蒋介石闻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会晤”,确是急了;他担心一旦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拉去,自己就势孤了;好在,冯玉祥能主动告知,说明还不至于此。

    于是,蒋介石赶紧也邀请冯玉祥至徐州会晤,欲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

    如此一来,冯玉祥顿时成了香馍馍,不由得心中暗喜;于是,冯玉祥又应邀、赴徐州去与蒋介石会晤了。

    六月二十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花园饭店内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郛、李鸣钟、熊斌、李烈钧、陈立夫等人。

    会上,蒋介石向冯玉祥同样抛出了诱饵,答应“每月接济‘国民联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交换条件是须随同‘清党’并同南京方面一起‘出兵武汉’”。

    此时,冯玉祥正为不断扩大后的军队饷银难筹而终日焦虑;蒋介石的这个巨款利诱比起汪精卫给的要更实惠且诱人多了,确是令他不免心动;因此,冯玉祥接住了蒋介石抛来的橄榄枝,明确表示“愿随同清党”。

    只是,对于要他“出兵武汉”却没予应诺。

    因为,他与蒋介石的接触,无非同样是为了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却并不想因此而与“武汉国民政府”交恶。

    所以,冯玉祥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却表示希望“宁、汉”双方能“通力合作”而不该“兵戎相见”。

    但为了使蒋介石不至于完全失望,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当日即给“武汉国民政府”致《电》,在同样“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南京国民政府’冰释前嫌”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提议“‘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并且,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应当立即送走鲍罗廷。

    冯玉祥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定都南京”之说,言下之意“即是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这在蒋介石听来倒是觉得甚是顺耳。

    而对于鲍罗廷,蒋介石早就发了《通缉令》,只因“武汉国民政府”将其保护了,至今通而难缉。现在,冯玉祥能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将其驱走,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所以,冯玉祥的这两点表态,确是令蒋介石感到了十分满意;因此,对于他的不愿“出兵武汉”,蒋介石也就没再强就。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即在其所辖的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实施“清党”了。

    不过,冯玉祥也如朱培德一样,没有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他只是公开告诫军政人员“要认清主义,摆脱共产主义影响”,并明《令》“不准跨党、中*共*党员在军政中的任职一律解除、不准共产党以任何名义进行活动”。

    然后,也以“礼送出境”的方法,将其军中二百多名从事政工的中*共*党员“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于是,因其竭力邀请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才到“国民联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时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去往武汉。

    就这样,冯玉祥的“清党”也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而他这位曾经对苏联的工农政权大加赞赏、且已接受了苏联政府大量军援的“基督将军”,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随着蒋介石起舞,也“反共、清党”了,确是令人非解;因此,世人遂又送了他一个“百变军阀”的称号。

    且说,已如惊弓之鸟了的“安****总司令”张作霖,见“武汉国民政府”班师回鄂、不再向直隶挺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于是,就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之时,惊魂定后的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于六月十八日,套用“安****”之名,干脆在北京成立“安****政府”了。

    只是,草莽出身的张作霖不喜欢文绉绉的“总统”称谓;所以,张作霖自命为了“安****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显示其“尚武”的精神。

    同时,将“安****”编列为七个方面的军团。

    由孙传芳《任》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任》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总长。

    不过,张作霖对内阁各部的旧称却仍沿用了,并对内阁成员从新进行了任命。

    张作霖的高参、原财政总长潘馥《任》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王荫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任》内政总长,阎泽溥《任》财政总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而原陆军部与海军部则合并为军事部,由何丰林《任》军事总长;原农商部却被一分为两,分设成实业部与农工部,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总长。

    就这样,已奄奄一息了的“北洋政府”,在停转十四个月后,改名为“安****政府”后又复活了。

    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竭力想摆脱日本人的束缚;然而,日本政府却仍想控制他;因此,相互间不免常有龃龉了。

    其实,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因,日本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滦州兵变”,迫使张作霖依重于日本了,原有的矛盾这才被隐匿不显。

    而日本政府则藉此将手伸入东三省,肆无忌惮地捞取利益了。

    张作霖与吴佩孚结盟对付冯玉祥时,郑洮铁路筑成;于是,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要修筑开原至朝阳镇、洮南至齐齐哈尔等铁路”;同时,还制订了“从一九二五年起的二十年内,在东三省修建三十五条铁路线、总长八千八百余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

    对此,张作霖不宜明言拒绝,只得缄口默认。

    然而,东北民众却说“不”了;并兴起了一个“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大等地接连有群众集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等要求。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铁路线是经济和军事命脉,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利害攸关;日本人如此贪得无厌,再这么下去,“东三省”的路权全要被日本人要去了。

    对于一心想当“东北王”的张作霖来说,岂不如同是在他身上剜rou?实在是令他心疼得很,觉得确是该想个法子、予以破解。

    为此,张作霖想了个办法,决定“自筹资金也修筑铁路,与日本人对着干”。

    因为,“东三省”毕竟是中国人的,总不该让小日本独吞了。明的挡不住,那就来暗的;他修他的,我筑我的,看谁能强过谁?

    于是,张作霖成立了一个由其高级顾问、“奉天省财政厅”王永江《任》委员长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负责筹资修建铁路。

    计划修筑的铁路为“东、西”两条干线,西部干线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东部干线从奉天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且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即可与日本的“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成为东北的第三大铁路系统。

    为了不使总体规划尽早暴露,则采取了分段修筑的办法。

    于是,即有锦州至朝阳的“锦朝铁路”、呼兰至海伦的“呼海铁路”、奉天至海龙的“奉海铁路”等铁路投入施工;同时,还在葫芦岛修建海港。

    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

    为此,先后两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都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反对他筑路建港。

    然而,张作霖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因金融危机倒台,由曾两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接《任》“日本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上台后,打算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的对华政策。

    于是,六月二十七日,田中义一召集“官房长官”鸠山一郎、“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情报部长”小村欣一、“外务省外务次官”森恪、“陆军部次官”畑英太郎、“海军部次官”大角岑生、“参谋本部次长”南次郎、“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安广伴一郎及“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等人,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了一个专门会议;因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对华政策”,故名“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上,就“如何入侵中国东北的策略”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山本条太郎等人主张的所谓的“内科术”,即“以外交与经济手段,维护并扩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另一种则是,森恪等人主张的所谓“外科术”,即“直接用军事手段侵占中国东三省”。

    而此前,森恪、吉田茂与“参谋本部作战课北京驻在员”铃木贞一曾已拟就了一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提出了“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的方针,田中义一对此方针甚是“赞同”。

    于是,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上的两种主张与《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方针综合起来,拟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表明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将中国本土与‘满蒙’区别对待,并以一切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必要时,可以断然采取措施,甚至于向中国出兵亦在所不辞。”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又对《对华政策纲领》稍作修改;然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奏》呈昭和天皇,即史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中直言不讳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为此,《田中奏折》中大言不惭地指称“满蒙并非中国领土”。

    从而,为其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割离制造依据;并扬言“要使全世界知晓有关满蒙主权”的真相,以渐进方式使“满蒙”得到新生。

    同时,《田中奏折》还大谈了“对于‘南、北满洲’的利权,对‘内、外蒙古’的积极政策,对朝鲜移民的奖励和保护政策及新大陆的开发和欲完成的‘满蒙铁路’”。

    只是,当昭和天皇阅览了田中义一《奏》呈的《对华政策纲领》后,却并未流露出田中义一所希望的愉悦之色,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爱卿,可记得在你组阁时,朕有八字赠于你?”

    田中义一赶紧答道:“记得,‘少安毋躁,特别慎重’,陛下御训,臣时时铭记岂敢忘怀。”

    昭和天皇闻后,遂又道:“既如此,则好;你可须知,朝鲜、满蒙乃至中国,都是我们的兄弟,迟早是要同大和民族融为一体的;不过,得要有耐心,不可cao之过急。”

    就这样,昭和天皇将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纲领》放进了皇室的“御文库”中,暂时搁置、没有宣谕。

    田中义一听了天皇的一番“训辞”后,已领悟了其中的旨意;觉到了,天皇其实已认可了自己所拟“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方针;只是,认为时机未到、才告诫“要有耐心”,这正是天皇比我等圣明之处。

    因而,田中义一没再多言、喏喏而退了。

    然而,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呈《奏》后,即将“东方会议”精神付诸实施了,且拟仍先从《奏折》中所议“新大陆的开发和欲完成的‘满蒙铁路’”入手。

    于是,田中义一即派遣吉田茂、芳泽谦吉及新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先后对张作霖施压、以解决“满蒙铁路”悬案。

    同时,又提出了修筑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铁路”、长春至大赉的“长大铁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铁路”、洮南至索伦的“洮索铁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铁路”等五条铁路线;并欲通过与张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丰二及其顾问町野武马,促使张作霖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认可。

    张作霖觉到,这横贯“满洲”的五条铁路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岂可轻易许诺;于是,只得念起了“拖”字诀,以“国论鼎沸,当慎行缓议”为由虚与委蛇。

    张作霖将《满蒙新五路协约》拖而未决,令田中义一对他的诚意开始怀疑了,本欲采取强硬措施、迫其就范;然因,想到昭和天皇的《御训》“得要有耐心,不可cao之过急”,田中义一这才克制忍耐了,打算再瞧一瞧张作霖如何答复再说。

    而张作霖见日本人没再追迫,遂将《满蒙新五路协约》摆置一旁了、迟迟没作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