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312年 晋愍帝 7

    关中豪杰将匈奴汉国逐出长安，形势好转之快令刘琨惊喜万分。在前一段刘聪派人攻打他的时候，刘琨曾经意识非常低沉，当时如佳劝导他：“只要将敌人撵走，可能迎来新的局面。”如今的局面甚至比如佳安慰刘琨时还要好，虽然大晋的核心区域——司、豫、兖被匈奴汉搅得乱七八糟（这些地区就相当于黄河道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区），但是不幸中的万幸，终归匈奴汉国什么也没得到，它还是只拥有平阳、河东两郡。

    当然总的看，匈奴汉国在永嘉之乱后世收益颇丰，它虽然没有得到一块土地，但是大晋最强的以洛阳为核心的地区已经残破不堪，无法给它造成压力。而且连战连捷之下，刘聪获得了很多俘虏，强行将各地农民迁至平阳、河东。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匈奴汉国的胡汉总人口达到二百万，这是当时西晋各藩镇远远不比可比及的。

    刘琨的并州，在不算上拓跋部的情况下，总人口不超过四十万，还分散在雁门、新兴、晋阳、乐平、上党五军。刺史治所晋阳一地的人口不超过十万。但总的来说，并州和关中一北一西挟制匈奴汉国，进攻虽不足，防守还是有余。

    由于刘琨和拓跋猗卢密定九月攻刘聪，刘琨曾许诺出三万步卒，但是他即使把晋阳城的部队全带走，也才一万人。为了彻底消灭刘聪，这时刘琨也表现的不管不顾，命各将领分散去各郡处招兵。这里有‘强制’拉壮丁的味道，所以每位将军都带着近千士兵前往。

    近一个月过去了，虽然招兵的工作非常不顺，但是在乐平（太原东）募兵崔悦却很意外的发现了石勒的母亲，与他的一些族人，便派人将他们押回晋阳。如佳曾经跟刘琨说起，只要混迹于中原的石勒不再与刘聪联合，刘聪失去这一强援，就将变得更加被动。于是刘琨命人很好的招待石勒母亲及众人，准备把他们送还石勒。希望以此打动石勒。

    虽然石勒是杀人的魔王，但是刘琨还是安排人照顾好石勒的母亲。写好一封信，即派人送石勒母亲等人去南方找石勒。

    如佳每天都派儿子刘群去给石勒母亲等人送去食物。去年洛阳陷没，刘琨的父亲把整个宗族都带到晋阳。如佳的亲子刘群自然也在其中。如今小家伙也八岁了。

    当刘琨要送走石勒的母亲时，如佳希望由温峤去办此事。温峤多年军旅，经验丰富，自可窥测石勒军营。可是刘琨思索一番，还是决定派一儒雅学士前去。

    此一行人中有一魔王中的魔王，此人正是石勒的侄儿石虎。历史上比他更凶残的皇帝少见，连石勒都恨其凶残。本欲杀之，于心不忍，就在战争中每次使其冲锋陷阵，干脆让敌人杀了他拉倒。可是冥冥中有天意，石虎不仅不伤，还屡立战功，竟被石勒越来越倚重。

    后来，石勒死后，在皇位争夺战中，石虎将石勒子弟全部杀光，做了皇帝。

    刘琨僚佐张儒将石勒亲人送交石勒，并将刘琨书封呈上。刘琨信中大意：将军发迹河北，席卷兖豫，古之名将不如也。可是天下从来没有戎人为帝，还请石勒投降大晋，建功立业。

    王弥死，其未能回青州的部众有投降刘琨的，刘琨把他们封在豫州。刘琨竟想劝石勒降。可是，石勒不同于王弥手下将领。王弥是大晋寒士造反，王弥一死，大众有归晋之心，可石勒却是被压迫的底层戎人，自是不愿归附晋朝。再说石勒杀掉大晋皇族四十八王和大族世家上百人。他没有回头路可走。

    刘琨所写“诚无戎人为帝者”，是希望石勒不要再给匈奴皇帝刘聪卖命，可是石勒却想着自己坐江山，心中自然嘲讽刘琨。

    石勒叫张宾写下一行字，交与来使，并送鞍马，珍宝，也算报恩。

    张宾写下：你做你的忠臣，我做我的反贼，天下事，非腐儒所知。

    在敌人眼中，你的缺点或许是赤裸裸的。王弥批刘琨妇人之仁，石勒批刘琨“腐儒”，正是指刘琨只怕引虎驱狼，瞻前顾后，不顾核心使命，使匈奴做大。古代军阀首先需要的是人。

    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有一小部分前来投奔刘琨。发现晋阳贫苦，竟可来去自由。历史上把这件事表述为刘琨的政治无能。其实这件事只能证明，刘琨作为军阀是不合格的。

    中国儒学“假定”人性为“性本善”，以此推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所以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没有侵略思想。

    但是还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虽无侵略思想，但是并不‘反战’。在孔子即将去世的前一年，齐国灭掉一个小的诸侯国，孔子竟然拄着拐杖，跑到鲁国国君那里，要求鲁国国君带头出兵讨伐强齐。儒学讲究拥有仁爱之心，但可以做不仁得事。“仁”规范在“义”之中，这有别于西方的‘博爱’。西方不分青红皂白的‘博爱’只是‘仁’的山寨版。这是有史为据的，西方启蒙派也承认。

    宋朝以后国人看着过分极端‘善良’，是因为民间底层以儒为法，以佛为教。佛学戒杀使底层血性磨失。

    现在人们认为儒学的四书五经是只讲道德的迂腐之作，其实不然。儒学的四书五经讲的更多的是人的做事，做人方法。比如《礼记》之中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而儒学的四书五经，各种经典都非常晦涩难懂，必须要下大力气学很长时间才能搞懂。这对于社会底层的普及，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就很难系统学习儒学。所以儒学在社会底层的普及非常简单，仅仅是要求人们守孝尽义。以孝和义为农村宗族自治的法度。

    而更多地社会道德理论，更利于口传身教的佛学来完成，这时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所谓仁义之功难，

    佛学是先信哲学，儒学是先学哲学，这已是早被后世学者们认可的事情，无需在这个论断上过多纠缠。佛学或其他宗教，你只要先信神的存在，后面的事一切0k。所以南北朝时期的达摩祖师，不著一书，不写一字，只用口传身教即可。所谓“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

    佛学兴起，原本就善良的农耕民族，更加虚弱。

    由于儒学早早被确立为国本。后来的中国宗教，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深受其影响。都有很深的‘仁爱’的影子。这和西方古代宗教完全区别。中国几次‘灭佛’，只是逼迫大和尚还俗，杀戮有，但极少。西方宗教清洗，可不仅仅是杀光‘洋和尚’，信‘异教’的人民也往往被屠杀。那种残酷举世无双。西方就是打着上帝允许惩罚异教徒的口号，杀戮几千万印第安人。直到1960年代以后，教皇才改变法旨，不再敌视异教徒。本段只是讲古代中国宗教和其他古代宗教的不同。只是讲历史，不想批判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