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4章

    969年2月，穆宗到怀州附近打猎，成功猎到一头熊。平时猎到鹅、鸭，都要彻夜痛饮庆祝一番，这次猎到毛熊，不用说，穆宗喝了一个酩酊大醉。

    然而可能是猎到毛熊实在太过于兴奋，大醉中的穆宗突然“诈尸”，半夜里醒了过来，随后就“驰还行宫”，突然回到行宫后，他又觉得有些饿了，于是便要吃宵夜。

    行宫里的近侍、厨子听说穆宗白天猎到熊并喝醉后，就习惯性地认为他一两天之内——起码今天晚上是不会回宫的，也就没有留人值班。这可闯了大祸了！要知道，东儿只是递筷子时慢了一步，就惨遭诛杀，现在居然要让皇帝陛下忍饥挨饿，活腻了吧？

    厨子们从被窝里跳起来，浑身颤抖着，手忙脚乱地烧火做饭。

    穆宗气呼呼地等了一会儿，酒劲儿又上来了，于是就要睡个回笼觉，他也是死催的，临睡前恶狠狠地对侍从们说道：“你们等着，等我睡醒了再跟你们算账！”说完就倒头大睡。

    侍从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一个个面如土灰。完了玩了，陛下最近特别迷恋千刀万剐，动不动就剁成rou泥……

    既然横竖都是一死，那么……一个叫“小哥”的近侍、一个叫“花哥”的仆人和一个叫“辛古”的厨子，以及另外三位没有留下名字的随从，六人怀揣利刃，端着食盘，以送外卖的名义进入穆宗卧室。穆宗就这样被弑杀了，享年39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先声明一下，所谓的“遇弑”存在诸多疑点，很可能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逆弑君，后文详述。

    历史上关于穆宗的评价基本没有什么争议，清一色的差评，《辽史》甚至以他死得漂亮来做盖棺定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穆宗也没有坏透，也说过几句人话，办过几件人事。

    比如被保健品坑害后，及时幡然醒悟，将女巫肖古射杀；酒醒之后，在下一次醉酒之前告诫群臣，说自己喝醉之后说的话不算数，还让群臣一定要多多劝谏自己；还废除了鹰坊的刺面、腰斩之刑，以徭役代替，不知鹰坊的倒霉蛋们之前到底哪里惹到了他，总之被废止了，原因是那一天穆宗猎到一只鸭子，心情愉悦……

    收获猎物会让穆宗化身散财童子，而被搅扰猎场的穆宗就会化身魔鬼下凡，于是“爱民如子”的穆宗下达过一道诏书：凡是我要游幸的地方，务必提前高立标识，让百姓滚远点儿，否则死啦死啦滴。

    还有一次，久旱不雨，穆宗就立在船头祈雨，并说如果不下雨就一直站着，直到下雨或自己驾崩，结果上天被感动，应声降雨。

    《辽史》用了二十个字总结了穆宗的十八年：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嗜杀不已。

    事实上，穆宗的“躺平”只是一种手段，他不是摆烂，他也想挣扎自救。即便是《辽史》这类正史，也与事实存在一定偏差，或是粉饰或是抹黑，穆宗恰恰属于被抹黑的一类。等我们后文梳理更多的细节，就会发现穆宗其实没有那么不堪。毕竟……书写这段历史的人，就是弑杀他的嫌疑人，后文详述，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契丹国志》痛心疾首地发出疑问：太祖、太宗栉风沐雨、虎视中原，怎么到了世宗、穆宗这里就突然转变画风了呢？随后无奈地给出解释：也许是上天不佑大辽，否则怎么生出这么个货色！

    穆宗的昏暴令人发指，但如果非要刨根问底，恐怕这口锅也不能完全甩给他一个人。也许《契丹国志》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国运。

    这不是封建迷信或宿命论，而是契丹创业初期积攒的矛盾的集中爆发。

    好比一家初创企业，在跑马圈地的初期阶段，疯狂增长的业绩掩盖了一切隐患和内部矛盾，而当进入成熟期之后，边际效应愈发明显，即便加大成本投入，利润的增长也逐渐变得迟缓，甚至陷入停滞，这就是企业的第二个阶段——利益的存量竞争，零和博弈。

    而绝大多数初创团队，往往都是死在第二个阶段。

    一个新生政权也经常如此。辽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对外要与鞑靼、突厥、回鹘、党项、吐谷浑等民族争夺生存空间，内部则分为八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氏族，起初契丹人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八部各有首领，这些首领定期开会，进行大选，共同推选出一位大首领，作为整个契丹人的领袖和话事人。

    后来经过漫长的发展，有一支氏族的实力对其他部族呈现碾压级优势，于是“大选”就成了走过场，实权始终被其族人掌握，这便是来自迭剌部的耶律氏。当耶律氏的话事人传到耶律阿保机时，他干脆仿照汉制，建国称帝，契丹领袖也成了世袭制。这就是契丹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隐患。

    从太祖时期的“诸弟之乱”，到前文穆宗时期无休止的谋反，全是这颗种子结出来的瓜。

    被契丹吞并的其他民族，在这些年里不断发动叛乱，比如经常内附中原的吐谷浑，再比如坚持复国的渤海人，还有大、小室韦等。每当辽国控制力衰落，他们就会发动叛乱。

    而在契丹内部，特别是耶律氏内部，更是蠢蠢欲试，阿保机的弟弟、侄子、孙子几乎没有不造反的，而且基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反。

    还别说一笔写不出俩耶律的宗室贵胄，横向对比同时期的中原，宗法制玩儿了上千年，还不是朝代更迭、异姓称帝？契丹人可以骄傲地对汉人说：“还是俺们实诚，起码是一家人争夺家产，耶律氏内斗，不像你们百花齐放，八姓十四帝……”

    汉人则可以回怼一句：“牝鸡司晨，可乎？”

    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显着区别之一，即女权。在农耕文明中，女性通常没有社会地位，只作为男性的依附，而游牧文明因其生活方式的原因，女性掌握着比农耕女性更多的资源分配权，真正做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是创业团队的合作伙伴，与男性的关系是合作而非依附。比如“断腕太后”述律平，她有自己的军队，战斗时披坚执锐，在战场上亲手杀过敌人，也生擒过敌方将领。

    在创业之初，后族的彪悍为团队带来了增益，然而却也是另外一个隐患——后宫干政。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述律平为例，正因她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对团队卓越的贡献，她对集团内部的影响力也是撼天动地的，接连与“帝党”、“太子党”、“太宗党”争权夺利，一直到了“横渡之约”，畸形的“世宗党”才算把“太后党”彻底铲除，消除了述律平对辽国的cao控。

    而在穆宗之后的景宗，辽国同样是后宫掌握实权，庆幸的是掌权的这位“萧太后”不是慈禧太后。她让辽国起死回生，这是后话。

    简单说，集团内部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被早期过量的收益所覆盖，大家没有必要内耗，各势力之间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却也能相处融洽。当外部的补充无法满足内部需求的时候，各派势力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得不内卷，提出要重新审视利益分配机制或份额。

    也就是说，当集团进入第二阶段——对外拓展停滞、利益增量不足，资源进入存量博弈阶段时，内部的分歧就会开始凸显。

    太祖依靠耶律氏各大贵族和述律平等势力，建立辽国，在不断的开疆拓土过程中，太祖的威望达到巅峰，他的地位无可撼动；太祖死后，述律平努力维持，使集团依靠惯性向前发展，但这期间也夹杂着述律平对个人利益的争取，并极大伤害了其他贵族的利益，于是以“太宗党”为代表的小团体开始挑战述律平的权威，辽国的内忧逐渐显现；

    到了世宗、穆宗，随着述律平的倒台，辽国集团内部再也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别具有碾压性优势，大家势均力敌，摩擦冲突不断。

    这就是大势所趋，这就是所谓的“国运”，非人力可为。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是唐宗宋祖也难有回天之力。

    世宗想试试，于是不到三年就被杀了；穆宗看透了事情的本质，选择了躺平，“我不管了，你们争吧，争出个结果通知我一声就行。我不妨碍你们任何人。”所以穆宗如此昏庸、残暴、长期旷工……居然能在位长达18年，最后还是被“小人”意外杀死，而不是被贵族们造反推翻，如果穆宗不是那么作，起码别嘴欠，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如果非要往穆宗脸上贴金的话，那可以说他做到了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如果把世宗的“有为”和穆宗的“无为”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就非常明显了，“为”与“不为”其实就是对利益蛋糕的染指与否。世宗想分蛋糕，就被干掉；穆宗懂事不碰蛋糕，也就可以苟活。

    另外，如果再把辽景宗——或者说“萧太后”放进来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穆宗遇弑后，辽国进入到景宗朝，由萧太后执政，孱弱的辽国在短时间内满血满bUFF原地复活，宋辽立刻攻守互换，大宋从此不敢谈论“北伐”。

    也就是说辽国只是忙于内斗，综合实力并未衰减，等角逐出一个大家都信服的话事人后，辽国就还是那个辽国。

    再比如穆宗虽背负残暴嗜杀之名，却只杀无关痛痒的“小人”，以及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政治边缘人物，而能牵扯到派系利益的核心人物即便造反，也只是“下不为例”的批评教育，他实在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势力。

    辽国的水太深，穆宗把握不住。

    有人也认为，这种压抑的氛围也是造成穆宗心理扭曲的原因，所以穆宗在初期较为克制，而越到后期越喜欢杀人，手段也越加残忍血腥，这就是长期压抑的结果。

    穆宗时期的辽国是内部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各派系忙于内卷而无力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不仅是领土疆域，也包含政治影响力等软实力，所以辽国基本休克了二十年。

    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对待中原事务上，辽国表现得非常佛系。

    比如北汉，作为傀儡和地缘政治的筹码，北汉越来越让辽国感到头方，从提款机变成了鸡肋。自刘承钧即位以来，就时时刻刻想要摆脱辽国控制，很有当年石重贵的神韵。比如刘承钧把赌注押在潞州李筠身上，准备一把梭，结果遭遇惨败，辽国终于忍无可忍，历数刘承钧的“三大罪”，直接把刘承钧吓死。

    客观来讲，仅从单纯的经济角度上看，辽国还是有赚的，史书明确记载了北汉向辽国每年进贡白银一千斤，其他贡献另算。但是在这场史诗级多人即时战略网游中，利益得失并不仅仅是银行往来账目那么简单，政治利益才是最大的考量标准。

    而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辽国赔大了。扶持北汉的初衷就是要以北汉来要挟中原，到穆宗时，实际情况已经与当初的设定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偏转，辽国被北汉绑架，多次被迫卷入与中原大国的军事对抗中。

    于是辽国最终出卖了北汉，与中原达成和解，在最恰当的时机进行政治变现，虽然这一做法饱受批评，被认为是鼠目寸光，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以国人不顾全世界反对，把漂亮国卷入到一场被全世界人民唾骂的战争中，不知漂亮国何时壮士断腕，拿以国纳投名状，换取自身生存空间。

    恶犬，永远是恶犬。

    再比如南唐，辽国与南唐——包括南唐的前身南吴，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面对来自中原大国的军事威胁，南唐多次重金贿赂辽国，希望辽国能在北边牵制一下中原。而辽国每一次都会把礼物照单全收，并表示“下次一定”。

    无论是南唐史官还是辽国史官，都毫不避讳地记载道：辽国“利其货，徒以虚语往来”。渣男。

    再比如中原王朝。如果说辽国欺骗了南唐的感情，那么中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痛痛快快地玩儿了一把辽国。

    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原通过对辽国持续地战略大欺骗，逐步统一了南方诸藩，然后又通过与辽国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啃下了北汉。

    天下很大，可以同时容纳两个强大帝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可以并存共处，但——幽云十六州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在柴荣“北定三关”时，穆宗曾说了一句名言，说三关原本就是汉人的领土，拿走就拿走吧，咱们又没有损失。此话虽然让辽国人听着扎心，但这才是两国长期并存的最优选择。

    中原人对不能耕种的土地是不感兴趣的，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将游牧民族斩草除根，也没有想过要把疆域推到西伯利亚，只要守住长城以南的中原领土就可以了。大宋从没想过要消灭契丹，只想收复幽云十六州。

    辽国在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如果幽云十六州不幸被中原收复，那么穆宗的建议也不失为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务实主张，大家继续划长城为界，睦邻友好，合作共赢。

    该低头时就低头，大家都是体面人。被别人帮着体面，就不太体面了。港、澳的回归就是这么个道理。同理，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宝岛也会和平回归，毕竟大洋彼岸那个衰落的霸权是个体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