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七
大事记：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袁世凯生于河南省，袁世凯出生于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 1876年（光绪二年）、1879年（光绪五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1881年（光绪七年），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当时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光绪十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据传袁世凯将围园杀后的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地方大员。袁到任后，对拳民加以驱散，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在袁世凯治下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授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和袁世凯一起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军事上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的控制之下。5月13日袁世凯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15日，袁世凯派陈昭常、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办，10月开工。7月，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他还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南苑等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秋cao，首次用电报、电话进行联络。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13日袁世凯编刊《立宪钢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于天津成立。中国首次地方选举：天津市政选举同年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民主自治选举。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死因之谜 学术界认为袁世凯的死因有两种：即气死说与病死说，其中认可气死说的占绝大多数。 气死说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是这样记叙的：“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人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凯全传》中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上面的三组材料都认为袁世凯称帝不成，气愤中生病而死。 病死说 这种说法是依附于气死说之上，即生病是由生气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气，而在当时袁世凯死后官方的讣告中说是病死的。黄毅的《袁氏盗国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鉴、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症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说袁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20世纪50年代在刘厚生的《张謇评传》中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当时如果能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决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对袁世凯医治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的意见分歧较大，大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医，通过动手术治病；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用西医，主张用中医，双方相持不下，贻误治疗的时机，最终导致死亡。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凯帝制者，是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他的“十三太保”。 他们是：袁世凯 族侄袁乃宽 财神梁士诒 军师杨杏城 干殿下段芝贵 内务总长朱启钤 小智囊阮忠枢 表弟张镇芳 参谋顾问夏寿田 参谋顾问顾鳌 健将朱家宝 周自齐 曹汝霖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孙中山袁世凯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 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 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 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sao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 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 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