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 回家

    家里很快回信了，信里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我办了没办，那就是档案关系。我的档案就在柴油机厂，可厂里会给我吗？问问其他办病退的人，参考一下。他们说，那还不简单，到公社开一个档案遗失的证明就行了。现在知青的档案管理是乱七八糟的，丢失是很正常的。

    我还要跑一趟吐全？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想再跑了。那怎么办？写信，对，给老马写封信。

    说办就办，我拿出纸笔写了一个档案遗失的证明信给他作为样子，单独的我在另一张信纸上嘱咐他，让他用吐全县的公文纸重写一遍，盖上公社的大印寄回来。

    老马的回信倒是真快。打开信封，他仅仅是在我给他做样子的那封信上盖了一个公社的公章，并没有按照我的意思重写一遍。事已至此，我没有选择，如果让他重写，还不知要多久，这当中是否会有意外。况且这个证明信无可挑剔，除非有人验笔体，才能发现那是我的笔迹，不然，几乎是天衣无缝。

    我又给老马写了一封回信，向他表示感谢。这一次，一直到我离开乌兰浩特，也没有接到老马的回信。

    很快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了，我们几个知青的出勤是车间劳资统计在小王师傅的指示下作的工资表。领完工资，我的工资只有不到二十块钱，我当即找到统计员提出异议。自从我参与了统计员的工作以来，我已经很少找劳资统计的麻烦了，对于这一次我的不满，她很快就搬出了小王师傅做挡箭牌。我当即请出小王师傅，向他提出我的不满。

    “为什么我的工资比你们当地工人少这么多？”我义正言辞。

    “是这样的，你们知识青年过年都回家了，并且都超假了，超假的部分是按照事假计算的，而事假是没有工资的。今年厂子是在正月十八正式开班的，所以不光是你，你们所有的知青的工资都是按照正月十八以后的日子开始计算的。我说的你明白吗？”小王师傅面带笑容但是斩钉截铁的看着我说。

    “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资不是按照正月十八的日子开始计算的呢？”我不卑不亢、义正词严。

    “因为我们都在家、就是在这儿啦。厂子放假是厂子的事，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有工资。你们呢，你们在天津呢，没在这里，所以不能给你们工资。”小王师傅咬文嚼字的说着。

    “也就是说，假如正月十八以前我也在这里、在乌兰浩特，在厂里，我就可以有工资，对不对？”我追问他。

    “是……可以这样说……但是……”他开始有些支支吾吾，“可是你们不可能在正月十八以前回来是不是？你们要是回来了，那也可以按照正月十八以前开工资。”他终于说出了我想要的话。

    “可我是正月初三回来的，这些有咱厂门卫可以为我作证，不信你就去问。还有，咱厂食堂也可以为我作证。还有咱们车间的田师傅也可以为我作证。”我亮出了我的底牌。

    小王师傅的嘴张的老大，表现出那种非常十分夸张的吃惊的样子。我敢在这大庭广众下公开的说，想必应该不会是撒谎。他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了。

    好半天他才缓过气来说：“要是那样，你写个补工资的条子，写上从哪天到哪天，拿来我给你签字。”小王师傅又一次败在了我的手下。

    “那么咱厂过年是从哪天开始歇的？”我问他，我想，这是个全厂职工都知道的事情，他不敢说瞎话。

    “是腊月二十三开始歇的。”他果然没敢撒谎。

    “那这账不是挺好算的嘛。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八一共是二十五天，二月份是二十九天，二十九天减去二十五天是四天，这四天里边还有一个星期日，得减去，也就是减去三天。我们二级工的工资是每天一块五毛一，那就是三十八块五减去四块五毛三。一共是三十三块九毛七。”我把脸转向统计员，“哎！我算得对不对？”

    作为我多年的手下败将，她根本没有重算，就大声附和着我说：“哦，对对对。你算得太准确了，一点儿也不差。”

    我想，小王师傅恐怕根本没弄明白我刚才说的都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我算的账对不对，两眼直愣愣的看着我和统计员像是演双簧一样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半天说不出话。

    我趁热打铁，走到统计员的桌前，让她用纸把我刚刚算过的账写下来，然后我拿着这张纸来到小王师傅的面前说：“王师傅，您签字吧。这不是我写的，是咱们统计员写的。”

    小王师傅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为我签了字。我拿着他签了字的纸条一溜烟的跑到劳资科，让他们盖了章，又到财务科领出来这三十多块钱。

    下班后，我们回到宿舍，我告诉于树我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只等回家了。我拿出补发的三十多块钱，交到他的手里，请他代我在街里的饭馆安排一桌酒席，我请他把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召集起来，在我走之前大家吃一顿团圆饭，这将是我在乌兰浩特的最后一顿饭，我们再见面就将是在天津了。我还告诉于树越快越好，我希望能在月底之前赶回家，上好户口和粮食关系，这样我就可以领到这个月的粮食。我家下乡的多，粮食总是不够吃的。

    于树很快帮我办好了这一切。在“东方红”饭店里的一角，我们十多个同学聚集在一起。说不清喝了多少酒，三十多块钱花光了，我也喝的脸红脖子粗的了。

    第二天，我又到师傅师娘家里与他们告了别。师傅没有食言，他从酒厂买来五瓶当地出的那种原装酒，硬塞在我的手里；师娘拿来一大包子的葵花籽让我带回家去交给我的母亲。此次一别恐怕就很难再见面了，想到此，我心里也是酸酸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他们留做纪念的，手头还有唯一的一本挂历，我把它挂在了师傅家的墙上，算做是一个小小的留念吧。

    我当年从家里带来的木箱早就被我寄回家了，我用厂里的柴油机包装皮钉了一个木箱，我把我的行李都放在了里面，用钉子订好，在厂里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它运到了火车站，打了个慢件托运回家。

    完成了我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只剩下回家了。此时我的心里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看看这里的一草一木，想想车间里的师傅们和师兄弟们，再想想这熟悉的车间、熟悉的厂房、还有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酸甜苦辣的集体宿舍……别了，我的乌兰浩特，别了难忘的柴油机厂，还有厂里的朋友们和不是朋友的那些人……

    1980年三月29号，我踏上回天津的列车返回了天津。陈明也到车站来送我，他对我说，他有个邻居是街里的干部，他要我向他打听一下像他这种情况的现在还可以办病退吗？陈明交给我一封信，上面写着那个干部的名字，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那个干部。

    第二天到家后休整了一天，第三天我就到派出所和粮食局办好了粮户关系，赶在本月最后一天去粮店买了按人口供应的大米和白面，其余的全部取了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