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郝大姐

    没有人打搅我们，我们就这么慢慢的喝着、说着，从中午喝到了下午。终于，我感有些不胜酒力，便不想再喝了。恰此时，二宝端起酒杯，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干杯。

    我感觉自己再不能喝了，我的胃恐怕不会再接受这杯酒了。但是二宝不这么想，他强迫我喝下去。当我把我喝酒的茶杯举到嘴边时，我想象着当我喝下这杯酒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它们全部吐出来。

    果然，我刚刚把他们咽下，那甜甜的液体刚刚经过我的喉咙流进肚里，几乎丝毫也没有在胃里停留就纹丝不动的原路返回了。只不过进去的时候，我是主动的，它们是缓缓的流进去的。而出来的时候，简直就是喷出来的。速度之快，根本没给人留下思考的时间。

    直到我们把那两瓶酒全部喝光，直到二宝喝得趴在了炕桌上，我们的酒席才算结束。二宝因为过于兴奋，喝多了酒，醉了，醉得一塌糊涂。小于也醉了，他也像二宝一样趴在了炕桌上。

    他们两个就这样睡下了，我们四个人还要吃点饭才行。宝海兄弟为我们焖了一锅大米饭。他们这里居然有大米。大米的颜色发黑，但米的表面像是涂了一层油，黑亮黑亮的，这才真正是“黑油油”呢！别看颜色黑，吃到嘴里喷香，不吃菜都行。

    吃过了饭，我们把炕桌搬到地上，把那两个‘醉鬼’安排好，让他们先睡下。宝海兄弟很快的把屋子也收拾好，又安排好我们睡觉的行李，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四个人守着两个醉鬼和一大堆烤好的绿色的烟叶终于可以休息了。

    有了烟叶，怎么抽呢？没有卷烟纸。宝海兄弟拿来了一本书，原来他们就是用这本书的纸卷烟的。这种纸吸水性太强，纸也太厚，用它卷烟的确不怎么样。

    我的昨天才刚刚做了手术的脚，忙活了一天也忘记了疼，现在休息了，它却疼起来了。宝海兄弟问我的脚是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的讲了我们的故事，讲了我的脚，还提到了他们的黑色的大米。

    宝海说，他们这里能够种稻子，但只能种旱稻，不能种水稻。因为气候的关系，这里的无霜期太短，水稻还没成熟天气已经冷了。关于种稻米，他们还说了许多，可是我和阿晓都没有种过庄稼，听得稀里糊涂，并不是完全明白。

    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六个人睡在一铺炕上，真是有些挤，好在天气不是很热。我躺在炕上，动过手术的右脚疼得我睡不着觉。辗转反侧，耳边只听得大家的鼾声，尤其是那小于和二宝更是鼾声如雷。我睡不着觉，一个人趴在炕上卷烟抽。

    漫漫长夜，我忍着脚痛，一支接一支的卷着烟抽。不知过了多久，睡意战胜了脚痛，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口渴得难受。两边看看，大家都已起床，齐家兄弟不在屋里。我问阿晓齐宝海兄弟在干什么，阿晓告诉我说，他们兄弟俩在外屋烧水，大家昨天都喝了许多酒，都渴得不行，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喝水比吃饭更重要。

    我忍着脚痛爬起来，让大家把炕桌放上。一会儿，宝海拿来了几个饭碗、饭盒，随后，他端着一个装满开水的、热腾腾的水瓢走了进来，把桌上的盆盆罐罐里都倒上了开水。

    我的嗓子快要冒烟了。昨天喝了这么多酒，夜里又抽了那么多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喝水。宝林进来对大家说：“早上想吃嘛？要不煮点挂面？”

    大家都没吱声。只来这里一天，我已经对这里的生活有了初步的认识，这里的生活水平与起我们那里相差太多，估计宝林说的挂面应该是从天津带来的，这里绝不会有挂面卖。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在这每天早晨都吃嘛？”

    宝海告诉我：“我们在这儿除了吃大饼子嘛也没有了。今天不是你们来了吗，好容易来一趟，哪能让你们吃大饼子啊！这挂面是我们从家带来的，咱天津的。我们这的条件太差，大伙儿就将就着吃吧。”

    一大锅清水煮挂面，每人窝了一个鸡蛋，汤里还放了一些小葱和一些菜叶。连汤带水、满满的一大锅，被我们这些人吃了个一干二净。毕竟比食堂里的棒子面粥强多了。

    吃过早饭，我们就打算回去。但宝海兄弟说去乌兰浩特的火车要到下午才过来。我们原先的计划失败了，我们只好乖乖的等到下午再走。

    好客的主人又为我们焖了一锅黑油油的大米饭，米饭焖好后，又用那口锅“焖”了一锅鸡蛋羹。我问他们这大米有多少，他们说每人只有十斤。这可是他们一年的口粮啊！

    一年中，他们每个人仅有这么十斤稻米，其他的就都是玉米碴子了。对他们来说，这稻米是“细粮”啊！我们一来，要吃掉他们至少半年的“细粮”啊！

    在他们这里，烧火的东西似乎要比我们沙仁台强，每年庄稼收割下来以后，粮食的秸秆就是很好的柴火，他们这里似乎不应该缺少柴火。

    可在聊天时，他们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们集体户里没有柴火烧了。没柴火就做不了饭，他们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整柴火。

    不知谁看到旁边的房顶上放着一堆堆的麻杆，那是队部的房子。队部里晚上没有人，他们就在晚上队里领导们都下班以后偷偷的溜到了队院，爬上了房。

    正当他们趁着夜色把房上的麻杆收拾起来，从房上扔到地上，突然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紧跟着，就见有人打着手电，向房上照来。吓得他们赶紧趴在房上。只听得有人大声吵吵：“房上有人！抓住他们！”

    此时的他们，进退两难，被老乡们抓了个正着，灰溜溜的从房上下来。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带到队部，受到了村民们的审判。

    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再偷村里的东西。

    一番话，说的大家不住的大笑起来。我知道。这笑声是饱含着心酸的苦笑。原来，他们烧的柴草也是要按照每家每户的工分进行分配的。由于知青们出工少，所以分到的柴草也很少。不像我们那里，每年队里都是安排人手为我们搂好柴草，我们的集体户外总是有一个像房子一样大垛的柴草，足够我们一年使用的。

    中午，除了米饭外，又熬了一锅土豆。没有油、连酱油也没有的熬土豆；还有一锅焖鸡蛋羹。我真佩服他们焖鸡蛋羹的手艺，想跟他们学学，却也没看出有什么诀窍，似乎跟焖米饭差不多。心里想着以后有机会自己也试试。我做鸡蛋羹从来都是蒸的。

    匆匆吃过午饭，我们便与他们告别。小于把我们送到村外，被我们劝回去了。宝海兄弟俩坚持要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劝说无用，只好由着他们。

    我的脚还是很疼，大家都陪着我慢吞吞的走。一路上，抽着他们的绿色的生烟叶，聊着各自的知青生活。宝海兄弟们满腹的遗憾——早知当初也去牧区了。

    火车站到了，可火车还没来。我们继续抽着、聊着，直到火车停在我们面前。

    这里没有票房子，也就没有人卖票，当然也无需买票了。没有站台，上车很吃力。尤其是我的脚不方便，上车更加费劲。宝海兄弟俩费力把我托上了火车，大家挥手告别。

    回到厂里，已经将近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仨各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我趁机坐在床上歇了歇脚就在二宝和阿晓的催促下拿着饭盒走向食堂。

    到了食堂，打好饭，四处寻找座位。忽然发现李学良与大胖在坐在一起，我们便端着饭菜向他们那个位置走去。坐在他们旁边的还有一个女人，她是谁？我们没有管她，径直走过去坐下。

    李学良赶紧站起来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又转过身来，对着那女人说：“这都是我们同事。这几个人都跟我好极了，都是天津人。”然后，他把我们的姓名向他老婆依次做了介绍。

    他的老婆微笑着站起来，大大方方的跟我们握手。李学良又接着对我们说：“她叫郝慧兰，在扎赉特旗上班，明天歇班，今天她来这儿看我，”他用手指了一下大胖，接着说：“晚上大胖说给她找女宿舍去住。”

    “你跟大胖怎么认识的，你跟他也不在一个车间？”

    “我们俩早就认识。当初他还在食堂时我就认识他。不过那时不知道他是**。你们说他一个**怎么跑食堂来了。在食堂上班，连**补贴都没了。”大胖在一旁插嘴道。

    食堂里的气氛很融洽，说起他们的儿子，李学良和他妻子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儿子已经两岁多了，一直留在北京，现在跟着姥爷一起生活。由于姥爷是汉民，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不懂得自己是**这码事。吃起饭来什么忌讳也没有。

    “他爷爷也想接他回家，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回去。他爷爷一提起回家，他就摇头。爷爷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他理直气壮地的说：‘你们家没大rou！’。他爷爷干生气、没话说。”李学良老婆绘声绘色的描述，引得我们大家都笑起来。

    短短一顿饭的时间，我们与李学良的妻子从一开始的不认识，到饭后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还商定，以后就称呼李学良的妻子为郝大姐，她也的确比我们几个都大，对我们这样称呼她感到非常高兴。

    大家说说笑笑的吃过饭，我也暂时忘了自己的脚疼，直到饭后返回宿舍。一回到宿舍，我再也忍耐不住疼痛，躺倒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