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陕北高原寒雪中的异乡之思

    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的挥别相送，如同昨日。

    苏辙作的《伯父墓表》中介绍，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才参加乡试。第二年中举，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他，又给当权要官写信，说苏公可以被任用。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jian犯科、以权谋私。害怕苏公，借口有病，过了一百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法律，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法律不接受诏命。

    又有一个宦官来到说：“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就能如此扰乱法律，府中也不能办成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用县里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说很好，派内侍查究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这样，比那些言事官强太多了！”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利州路提点刑狱。

    九月初九，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到普门寺僧阁闲逛。

    苏东坡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本名苏轼，另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不过，苏轼的这次闲逛，却做了诗。俗话说，“诗言志”，他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不快情绪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太守让苏轼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

    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有寒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船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都已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却在这里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这年冬初，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曲，就是曲折貌。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样子。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诸韦聚居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当今的韦曲镇是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虽未有记载，但这场病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漂泊各地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从八品。

    但是，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不赴任，被朝廷批准。本来苏辙早就拟任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今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尽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哥哥苏轼的仕途也不顺，于是，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是苏轼的本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给了苏轼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寄来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来往。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堪比雪中送炭。

    当苏轼展书读之，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辞。但我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箇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再瞎猜了。

    嘉祐七年（壬寅）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升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凤翔当地也出入不大，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愈发强烈。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风水漂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年深日久坏了；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叫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让蔡襄大人放了他们。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马仔，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比苏轼官大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这里说到的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从而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有一次，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与苏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