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七十）
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十四节：清初两位易学大家的易学 一、我们先看清初王夫之的易学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1619年－1692年2)，人称船山先生，也写了传世的易学著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今本《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著作是对今本《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学”著作不能与今人的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已然是以“象数”及占筮说释之。只是以“象数”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凡不伦不类的“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上’所以成卦也。‘上’，‘三’、‘四’，‘五’，先言象数，而后言位。初画已定六画之规模，听数之来增以成象也。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 ‘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说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不过的是，占筮者从中看到的是占筮;象数者从中看到的象数;义理者从中看到了义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今本《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说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说，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今本《周易》的以象数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说法，但又能说明了什么呢？看那些说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 后封建社会里所谓的“易学”在解释今本《周易》上均受到《系辞》、《说卦》和汉象数易学思想的影响，无法走出《系辞传》象数亦理亦筮理论的影响。既然认为今本《周易》是占辞，又何比苦苦从那些占辞里，阐发那么多的题外话呢？为何要从所谓占辞中阐发出不伦不类的封建帝王政治之道上的道理呢？若通过这种解释想读懂《周易》，恐怕是比登天之难了。重“象数”而轻“文辞”解释《周易》的所谓“易学”书籍，不但不能帮助弄懂《周易》，反而使人误入歧途。 再如对《需》里的“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的解释。这一句虽然不涉及“九·六”数，是所谓的“卦辞”，但王夫之已然从阴阳爻位来分割折解这句话，可最终实难明白他解释这句话是何意思？他要说明什么呢？ “‘需’，缓而有待也。乾之三阳欲进，而为六四之阴所阻。九五阳刚，履乎中位，而陷于二阴之中，与三阳相隔。三阳待五之引已以升，九五待三阳之类至，交相待而未前，故为健行而遇险之象，不能不所需迟，而固可以需者也。‘孚’者，同心相信之实也。阴与阳合配曰‘应’。阴阳之自类相合曰‘孚’。凡言‘孚’者放此。旧说谓‘应’为‘孚’，非是。九五与三阳是合德，虽居险中，而诚以相待，秉志光明，而情固亨通，终不失正，吉道也。此以赞九五之德。‘利涉大川’，为下三阳言也；虽为四所阻，不能不有需迟，而性本健行，不畏险而自却，且有九五以为之主，非阴所能终阻，涉焉，斯含义而利矣。” 王夫之解释那句话是通过“需”的卦里的卦画符号（坎上乾下）及六爻爻位、阴阳来解释的，实则是把那句话分割、拆解的支离破碎。你若不懂得八卦象数学，你就不懂他的说法的那些来历。但我们已然不明白王夫之所解释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王夫之的《周易内传》是以象数亦理亦筮的东西，不凡从象数中阐发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理”。王夫之有悲痛亡明抗清的一段爱国壮举，而不过已然是一位传统的士大夫。王夫之的思想已然有很多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王夫之的思想成果在于“史观哲学”，然他的“历史反思”已然是传统上的思维。王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处于科学革命时代，世界处在文化上的重大转折期，而面对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文明成果，东方的学者不屑一顾，只多看到是为技艺之术，而勿视科学技术后的思想与制度。王夫之面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已然跳不出“华夷之别，在于文野”的封建帝王传统文化藩篱，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巨大的包袱，而成为阻碍学习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围城”。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发例》里说：“《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 “《易》之垂训于世万，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 “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毅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所谓‘动则玩其占’也。” 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和朱熹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封建道德文章）观吗？ 二、清初黄宗羲的易学 黄宗羲（1610年－1695年）浙江余姚人，明遗民。黄宗羲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等。 在易学上，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又被现代人诠释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们先看看《明夷待访录》“人权宣言”了什么？ 《明夷待访录》开卷说：“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也，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道秘其百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这开卷前二百三十多字，类如现在写在书前面的序，或叫前言。这是黄梨洲交待写此书的心志，即写书的目的。即是要献策于明主，学王冕与箕子那样，这均是用典。王冕是明朝人，箕子是商末周初人。王冕仿《周礼》一事不详，但箕子是纣的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史说商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为纣所囚，武王灭商，释箕子带镐京。武王访箕子，箕子进策“洪范九畴”。《周书》里有“洪范”篇，认为是箕子作。这里表明了黄宗羲的心思，有箕子之心，待明主出现，而黄出书时已是清朝的臣民。 我们还可通过黄宗羲的那部书名《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待访”，便知作者其心意。“明夷”一词本是《周易》一书里一篇文章名（即后来所谓的“明夷”卦名），《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利贞”之句。 原创《周易·明夷》全文是：“明夷，利艰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门庭。箕子之明夷，利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周易》里的“明夷”是何意呢？从“明夷于飞，垂其翼”来看，这“明夷”是象征一种鸟受到伤害。“明夷”在《周易》里是一种象征与比喻。而《明夷》篇里的“箕子之明夷，利贞”，是引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来比喻事理。是引用箕子的故事，比喻贤人受到伤害，但能守正，前景有利。 而在《彖传》里解释是“明入地中，明夷”，是通过《明夷》里画符号“”的取象（即上卦为“坤”，取象为“地”，下卦为“离”取象为火、光明）来解释，是光明入地中，喻主暗天昏。在《彖》里也涉及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即箕子能在主暗于上的艰难之境，坚持正道，至死不渝。而《小象》说：“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意是指“箕子能守正义，文明是不可息灭的”。后比喻主暗于上，贤人退避乱世。 黄宗羲借“明夷”是取其义，黄宗羲就是借“明夷”以喻自己是箕子了。那么，“明夷待访”中的“待访”是等待谁来访呢？箕子等到了周武王，才献洪范九畴大计。那么黄宗羲要“待访”的名主是谁呢？是否等待清王朝的明主吗？ 虽黄宗羲也同王夫之一样是一位反清保明者，初时组织抗清，但无力回天，感觉无望，后隐居起来著书立说。黄写《明夷待访录》时是54岁，即是康熙登基的第二年。他所处的时期是清王朝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里，那么这时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是否暗含着他等待清朝的明主，访问他呢？“明”又象征明朝，“夷”又向征“满清”。自古就有“文野”与“夏夷”之说。由于异族入侵引起的鼎革之际的儒家文化意识，其集中表现就是夷夏之辩，这正是清初晚明遗民的基本意识，黄宗羲亦然。 《明夷待访录》未刊遗篇《封建》明确表达了这一意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那么，他的《明夷待访录》象征着“文野夏夷”之说，那么他等待的明主是谁呢？是否让夷狄的明主来采纳他的政治学说呢？恐怕不排除清王朝的主子了。因为这也与箕子是商朝的遗民而归周向明主武王献计“洪范九畴”政治策略，其意也是相吻合的。黄宗羲抗清是早年的事情，写书时已感觉自己“老矣”，但心志未老，才写出《明夷待访录》，要使清朝的明主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是黄写《明夷待访录》的真实目的。其与自序所言“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是心照不宣。 《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第一篇是《原君》，类韩喻的《原道》体式。 “《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下之空名，禁人之窥司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道源于小儒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yin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篇大约九百字，而《原君》里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核心政治命题，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思想的翻板。把君分为三代之君与后之君、崇尚的是三代之君，而否定的是后之君，其目的是让后之君学三代之君。黄并不反对君制，而是反对的是私君，即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君主制。黄也不是无君论的思想。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是一脉相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君主制里的民本论。但“民本”不是“民主”，“民本”是让君看待民，如父、如天。只是让“君”以天下为公，不为利。让君主行仁德，即“内圣外王”的那套儒家民本政治学说。 实际批评君权专制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反对君权独断是明未清初儒者的共同认识。黄宗羲的“君”罪论，其实是儒家传统道德政治学说的继承。他揭露君之害，确实达到一种认识高度，但如何避免“君之害”呢？可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是民主制，已然是君主制，只是君主制里彰显民本思想而已。可民本思想是根本无法约束“君之害”的发生。 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 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的《易学象数论》一书，虽不涉及对今本《周易》的注释，也不传对今本《周易》的论述。从书名来看，是易学的学术研究。当然在易学上的象数考辩，自然又涉及到《易经》(《周易》与《易传》)内容。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中对象数学的考辨，即易学象数之研究。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所著《原象》为内篇,全部是关于象的论述;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经世》等。尤其是外编三卷的数论，更不与《易经》有关。 此书多是以易图式表示及论之。满满的各种易图,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 《易学象述论》的第一卷便进行了易图学中河洛之说的考辨。 如开卷，即易学象数论卷一·图书一是两幅图画，一是龙马出河负河图画;一是神龟出河负洛书画。一看到这两幅画，能不让人感觉神秘无比吗！这图后则是论述。 “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然欧阳子言其怪妄，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宋潜溪则信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洪范》本文为《洛书》，皆碍经文而为之变説也。是故欧阳子既黜《图》、《书》，不得不并《系辞》而疑其伪。不伪《系辞》，则河出《图》，洛岀《书》之文驾乎其上，其説终莫之能伸也。然则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论语》曰:河不出《图》。《礼运》曰:河出《马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是而求之，《图》、《书》之説从可知矣……。” 从此段内容看，黄所认为然则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黄认为经书里所言的是真的，其它说法为假。难道黄所认为的出自《尚书》、《礼记》、《论语》、《易传》里《图》、《书》说是真的吗？一样是妄说而已。黄宗羲所谓的考辩，依然是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而已，即黄以经文为由，同样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卷二是考论象数中的卦气、卦变、互卦、蓍法、占法等。 如对互卦之论: “互卦者，取卦中二、三、四及三、四、五，又得经卦二也。《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为陈侯筮，《遇》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亁，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求之二体而无者，求之互体而有矣。若弃互体，是圣人有虚设之象也。” 互卦之说本是象数里诸说之一，也是从今本《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演义出的说法，本是八卦取象筮术之法，与原创《周易》没有任何关联。却早在春秋，由《左传》记的筮例中，看占出一卦里的卦符号中互卦卦象来附会人事吉凶。在黄宗羲认为记在经文《左传》里这种互体卦取象，就是正确的，而王弼质疑则就不正确了。黄所认为的不知道易中的象征，没有一个字虚设，若主卦里没有象，就从互体卦中求，这本是圣人虚设象。这黄宗羲所考辩之说，依然是妄说而已。 又如蓍法一的考辩说法: “揲蓍之法，其用四十有九者，策数四十九，无所谓虚一反于柜中也。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信手中分，由静而之动、静，两端也。挂一以象三者，或左或右，随取一策，【孔氏取左朱子取右】横于案上。不必在左手小指之间方名为挂……是六变而可以成卦矣，古人何不惮烦而为此十八变乎？ …… 此皆执余策之病也。” 黄对象数说中的大衍之数筮法起卦说，只是个枝梢末节之论，依然不过相信经文《系辞》里之说才是正策，其它之说皆是毛病缺点。黄依然是个五十步笑百步者，因《易传·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既是西汉篡入的筮术法，又是对《周易》的错误说法。黄宗羲跟着的是以讹传讹，辩什么错与对呢？ 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卷三”开篇是“象”的论说，如: “原象 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吾观圣人之《系辞》，六爻必有总象，以为之纲纪，而后一爻有一爻之分象，以为之脉络。学《易》者详分象而略总象，则象先之防亦晦矣。刘长民《钩深索隐图》，每谈总象，又杂四者而为言，以是不免穿凿附会之病。羲故别著之，以为象学。” 黄宗羲其言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等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尊崇七象而排斥四象。 易学上取象之说始自于《左传》记载的春秋时八卦取象筮术，后《易传·系辞》里以讹传讹用于论今本《周易》。《周易》一书里既无八卦之说，又无取象之说。八卦筮术本是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的筮术，一并栽赃于《周易》之身，《周易》背负算卦的黑锅，一背就是2千多年于今天。 故黄宗義的圣人以象示人及七象之说，依然是个妄说。 总之，我们只要看一看黄宗義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筮术”上来说，皆是“八卦筮术”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与《周易》一书里的政治哲学思想无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