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四十四）
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二章：《易传》前（先秦）《周易》学术 第二节:《左传》一书记载人们对春秋《周易》文本的解释与论述，即历史上对春秋《周易》文本内容最早的学术 已知《左传》一书里记载史巫用繇题式《周易》用于卜筮，而上层人士则直接引用《周易》文句用于说理。并且《左传》一书里还记载了对繇题式《周易》文辞的解释与论述，当属《周易》学术史上最早的记录了。 我们也将《左传》一书里记载属解释与论述“繇题”式《周易》的例子列举如下： ①、《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我们先看看这段的译文:“穆姜死在东宫里。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卜筮得《艮》时出现一个不变的符号画(也像八写法的符号，笔者注)，便说为遇《艮》之八。太史说：“这叫做《艮》变为《随》。《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要赶紧出去。”穆姜说：“不用出去！这在《周易》里说‘《随》，元、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躯体最高的地方；亨，是嘉礼中的主宾相会；利，是道义的总和；贞，是事情的本体。体现了仁就足以领导别人，美好的德行足以协调礼仪，有利于万物足以总括道义，本体坚强足以办好事情。这样，所以是不能欺骗的。因此虽然得到《随》而没有灾祸。现在我作为女人而参与了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说是亨。做了事情而害自身，不能说是利。丢弃寡妇的地位而修饰爱美，不能说是贞。具有上面四种德行的，得到《随》才可以没有灾祸。而我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吗？我挑取邪恶，能够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进东宫时，曾筮了一个《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说是《艮》之《随》，“随”是出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宫。而穆姜则用春秋《周易》文本里《随》中的“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来解释，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与四种美德全无，又怎能合乎《随》里的“无咎”呢？认为自己惹出祸端，又怎能没有祸呢？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无法出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释《随》是出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宫，而穆姜确以《随》里的“元亨利贞，无咎”，对照自己的行为，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大吉大利，无危险”兆头，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宫，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的认识对比，从穆姜用四德解释“元亨利贞”，以反对史巫占筮的说法，这既是最早从一个测面有力批驳史巫占筮荒谬的例子，又是开义理解释《周易》文辞的先河。穆姜能从占筮出的《随》里引用“元亨利贞，无咎”从义理上解释，对照自己的行为，预知出结果的可知性，这是理性的思维方法。若按史巫筮卜出《随》卦，而认为《随》里的繇辞不正是“元亨利贞，无咎”吗，那么穆姜搬进东宫，不正是“大吉大利，没有害处”的兆辞了吗？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而是从“元亨利贞”引出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能够理性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还能有什么“无咎”，而不会是好结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也就愿意死在东宫。上层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春秋《周易》文书一书最早所做理性的看法。这穆姜(假托穆姜而已)对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元亨利贞”做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上释解春秋《周易》文本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进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左传》里记穆姜是最早把元亨利贞以四德解释。而后来的《易传·文言》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虽然《易传·文言》面对的是今本《周易》做出的学术，不过无论是春秋《周易》文本，或是今本《周易》，除格式不同外，而文辞内容是一样的。 ②、《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春秋《周易》文本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春秋《周易》文本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春秋《周易》文本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卜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春秋《周易》文本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这已是先秦《周易》学术上的义理派的雏形。 ③、《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我们再看看这段话的译文:“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南蒯不提出所问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里的以《比》做繇题里的繇辞说，“黄裳元吉”，就认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这个，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不然就必定失败。外表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以和顺行卜问之事，故为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装。元，是善的第一位。内心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相符合。事情办理不好，就和标准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无法承当繇辞的筮问。而且《周易》不能用来占卜冒险的事情，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合于卜筮。如果有所缺少，筮出虽然吉利，未必能行。” 这里记载子服惠伯也是对春秋《周易》文本一书文辞上的义理解释，及对人们以《周易》占筮上的最早论述。 南蒯卜筮，筮出的是春秋《周易》文本里《坤》卦的以《比》为繇称里繇辞“黄囊元吉”，现今本《周易·坤》卦里六五爻辞已然是黄裳元吉。南蒯认为是大吉之神示，就认为若办什么事情，也自然是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却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是从《坤》的“黄裳元吉”这四个字上进行了义理解释。 二是从对用《周易》卜筮道理上的论述。 特别是对用《周易》卜筮上，可说是首发对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上的论述，子服惠伯的说法，如同周初产生的“以德配天”观念。这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用于卜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即是“以德配筮”的观念。这实际也是在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既没有发现原创《周易》，也无法正确去揭示春秋《周易》文本为何成为算卦之用，而只能出现折中主义的说法。“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里“黄裳元吉”的文辞，认为“大吉”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这句话的白话意思：“我也学过这个，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不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卜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卜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文辞在面对筮卜时，可并不是反对卜筮，而是对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说法了，一面对《周易》文辞做义理解释，而另一面对《周易》卜筮只是认为忠信之事则可。这种亦筮亦理的对待春秋《周易》文本的看法，无疑对战国末期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今本《周易》所产生的影响。子服惠伯应是首创双重标准(亦筮亦理)看待春秋《周易》文本的学术开始。 总之，在对春秋时期流传于世的春秋《周易》文本（即“繇题”式《周易》）最早学术上，即《易传》以前的学术上，穆姜是开义理释“繇题”式《周易》文辞之先。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繇题”式《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繇题”式《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子服惠伯开创了对“繇题”式《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是后儒“《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的承继（《易传·系辞传》）。 以上内容小结 我们通过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左传》一书所记载对春秋《周易》文本的运用和言论，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并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占筮运用 史巫由春秋《周易》文本一书里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八卦筮术，而错把《周易》文辞改造当卜筮的繇辞“以《周易》筮之。 已知《周易》是一本书，并且在春秋时期是有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统领着《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和每篇文章里的六个句子题称。也已知这种《周易》文本格式，是史巫在原创《周易》一书所用的一套符号基础上篡改成“繇题”式的结果。 史巫以《周易》筮之，关键是《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造成史巫认识上的错，并埋下《周易》为卜筮之用的祸根。这原因的根本是与传统上占卜的习俗有关。 自此把《周易》所用的那套符号衍生的八卦筮术上的取象混同于《周易》。也由此把卜筮贴到《周易》身上，《周易》背上卜筮的黑锅，也成为后世把《周易》当成卜筮书的根源。 二、义理引用 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直接引用春秋《周易》文本一书里的文句用于说理。 春秋时期在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眼里并没把《周易》当成卜筮之书看待，而是作为义理书直接引用并阐明事物的道理，这也是个不争的实事。 《左传》里记载所引用《周易》，如同《诗》、《书》那样直接引用说明事理。这种引用《周易》文句说理一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期里2千多年里没有中断。 三、取象引用 由史与医从《周易》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的八卦取象筮术混同于《周易》，而引用取象来说明事理。 《左传》里已明显出现了两种引用用法，既取辞(《周易》里文辞)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号上已被衍生出八种物象，后称八卦取象)引用。 特别是史与医的取象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卜筮内容，虽是用于说理，但混淆《周易》与八卦筮术概念，是造成混乱的开始，是把《周易》后出的八卦筮术用语混同于《周易》。 并且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发出象理(取象说明事理)，影响后世发展出庞大的象数派易学学说(当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数字卦爻格式后，增加了数说)。 四、义理解释《周易》文字 《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解释为:“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穆姜是开义理释《周易》文辞之先。并对后世今本《周易》一书文辞的注释同样影响之深。 五、义理阐述春秋《周易》文本一书的性质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此对孔子影响之深。 六、亦筮亦理双重看待《周易》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 子服惠伯既对《周易·坤》里的“黄裳元吉”从义理上解释为“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 又把《周易》解释为“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既义理解释《周易》文辞，又解释忠信“可筮”。对后世亦理亦筮双重标准对待今本《周易》影响深运。 如《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再如现在的“辞书”及学者们对《周易》性质说《周易》是一部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说法既是个双重说法，又是个悖论。 总之，《左传》一书（帝制里被尊为经书之一）所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运用和言论的繇题式《周易》（春秋《周易》文本），对后世“易学”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最重要的影响是“亦筮亦理”地看得今本《周易》（《周易》又一次被篡改为六·九数字卦爻格式），实乃是原创《周易》一书上的阴差阳错。这正是把原创《周易》一再篡改后的算卦格式与文辞内容形成巨大反差，而形成悖论“易学”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