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三十九）
卷四：发现了《周易》称谓 第二章：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对《周易》的称法 第一节：两汉时期对《周易》的称法 西汉初期有一部重要的书籍——《淮南子》，这一书里也引用了《周易》（虽引用的今本《周易》时并没带六·九数字爻题，但无论是春秋《周易》文本，还是今本《周易》，而内容文辞是一样的）里的不少内容。如： 《缪称训》：“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易》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 “《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直位，不可长也”。 “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 “故《诗》曰：‘执辔如组’。《易》曰：‘含章可贞’”。 “故《易》曰：‘《剥》之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此句虽称《易》曰，但并不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与《易传·序卦》文有出入。《序卦》里的有这种说法：“《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诠言》：“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比得胜者也”。 《泰族》：“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闻其无人’”。 《人间》：“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要略》：“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 纵观《淮南子》一书里所引用的《易》称内容，除唯有一例疑似出自《易传·序卦》里的内容外，其它“《易》曰”所引用的内容，皆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西汉前期的书籍，凡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与战国时期对《周易》的称法相同，《易》称形同于《周易》的简称。 《春秋繁露》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于阐明事理，一样的是称“《易》曰”，而不称“《周易》曰”。 如： “《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 “《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 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也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样用“《易》”称。 如：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也，而为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 到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里，不但出现《易》，《周易》的称法，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称法，即《易经》称法的出现。而《易经》一词，在《史记》一书之前，从未出现过。虽然《庄子》一书里出现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说法，但这是指六种经典书籍，而不是单独出现的《易经》称法。 我们且看《史记》一书里出现的《易》、《周易》、《易经》称法，是否是个同一概念。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年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里出现的《易》称，则是指《周易》一书了，因为有《彖》、《象》、《说卦》、《文言》这些本属《周易》的学术文章旁证。故这个《易》称，就是《周易》一书的别称。 《史记·儒林外传》：“《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途而殊归’”。 这里称《易大传》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里的内容。可司马迁不称《易传》，也不称《系辞》，而是称《易大传》。这是司马迁把《易传》改称了《易大传》。《易传》，单从这名称来看，是“传”《易》的，即《易》之“传”。而从《易传》里所举《易》之内容来看，则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易传》实乃是“传”《周易》的，应称《周易传》，才是正确地。如“传”《春秋》的文章称《春秋传》，《春秋传》是对《春秋》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解说与注释，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而被称为《左氏春秋传》，又简称《左传》。而称《易传》，或称《易大传》里的内容，虽是对今本《周易》的分析解说与注释，应称《周易传》则是正确地。不过西汉之前把《周易》一书，又称《易》，而“传”《周易》的文章，又称《易传》，也不为错。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sao》；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就是指《周易》一书的原称。 《史记·日者列传》里云：“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伐……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 这里出现的《易经》称谓，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不过这里出现的《易经》称法，是等同于先前出现的《易》称，或《周易》称法吗？单从《史记·日者列传》里出现的《易经》说法，无法判定是《易》，或《周易》的同一概念。因在汉武帝时期，已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措施。汉帝国尊奉的《易经》内容，已不单单是指《周易》（即卦爻式《周易》），而且包括了被认为是孔子作的“十翼”内容。《史记·日者列传》里出现的这一《易经》称谓，既无明确《易经》的含义，也无引述属《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故无法判定这《易经》称谓，是指《周易》，还是指《周易》加《易传》。 而到了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里，对所称的《易经》，已有明确地内容指向，也就知道这一概念的含义了。 《汉书·艺文志》里云：“《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曰：‘宓戏氏仰观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从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经》称谓和说法来看，已知这《易经》称法，既不是汉初之前所称《周易》一书的一种新称法，也不是汉初之前《易》称的一种新称法。我们已知汉初之前无论所称《周易》，还是《易》，这两种称法，是个同一概念。而这《汉书·艺文志》里所称的《易经》，已不是《周易》的同一概念。 “《易经》十二篇”，说明《易经》的内容共有十二篇。是哪十二篇呢？《汉书·艺文志》里点明了《易经》十二篇的内容。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言：“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即这段里所说的“作上下篇”加“之属十篇”，岂不是共“十二篇”么？ 《汉书·艺文志》里所言的“《易经》十二篇”，实乃就是今本《周易》加“十翼”（即《易传》）这两种内容。汉时把今本《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分为上下篇（汉以后又把今本《周易》里的内容分为“经上”与“经下”的称法），《周易》一书内容变成了上下两篇的称法（如《艺文志》里所言的是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再加上所认为“十翼”（《易传》）里的十篇内容，总共十二篇，这就是《易经》十二篇的内容。 事实上汉朝中期以后，所尊奉的五经之首之《易经》，却不是单指司马迁所认为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那部《周易》一书，而是包括了被汉史家所认为的“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即“十翼”，又称《易传》）内容。已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一部经书，即有伏羲创“八卦”（或是称“宓戏氏始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或是称“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所经过的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时代的伏羲、周文王、孔子这三位圣人，创作出的一部《易经》。所以说，汉时所称的《易经》，可不单单是指《周易》一书被尊奉为儒家的经典，才称为《易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帝国把《易》（即西汉中期之前今本《周易》一书的简称）和《易传》奉为儒家的经典，由此把《周易》和《易传》统称为《易经》，也由此《周易》一书的称谓，开始了混乱。 如《汉书·艺文志》里所言：“《易》曰：‘宓戏氏仰观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这一段文字里出现了四个《易》称，能否分清这四个《易》称是一回事呢？还不是一回事呢？按常理来说，都是《易》称，难道还不是一回事吗？恰恰这段话里出现的四个《易》称，不是个同一概念。 第一个《易》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里的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引用时正确的称法，应称“《易传》曰”、“《系辞》曰”、“《易经》曰”都可以，唯独称《易》，就与西汉以前的《易》称相混淆了。西汉以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西汉之前也从没有出现以《易》称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这《汉书》里却出现了引用《易传》里的内容，而用《易》，显然与没有出现“十翼”（《易传》）内容时所用的《易》称相混淆。 第二个《易》称，即“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段话里的《易》称。这个《易》称里所表述的内容与前一个《易》称里所引用的内容不是一回事。这个《易》，如同《周易》的别称。犹如“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周易》六爻，作上下篇”的说法。也如同司马迁认为的那种说法：“文王拘而演《周易》”。这里应正确的称法是用《周易》，就不与前一个《易》称相混淆了。 第三个《易》称，即“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句话里的《易》称。这个《易》显然又不同于前两个《易》称。这个《易》称谓，是等同于《易经》，如同是《易经》的简称。 第四个《易》称，即“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里的《易》称。这个《易》称，是指《周易》的简称呢？还是指《易经》的简称呢？秦时传承的《周易》应是卦爻式的《周易》，单以这卦爻式《周易》的结构形式来看，在秦帝国的统治者眼里，不能不认为是“筮卜之事”之书，也就没有被禁焚。但秦始皇焚书时，“十翼”内容是否全部出现？即使全部出现，是否汇集成册？不过从“十翼”的内容来看，虽然有些篇章讲述了“八卦”的筮术理论与方法。但总体还是偏重于儒家的学说。从这方面来看，若是秦始皇焚书时《易传》已经辅助今本《周易》传承，而“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就不可能了。显然“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说明还没有配套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的“十翼”文集留传。所以秦帝国的统治者才把《易》看做卜筮的书，而不被禁焚。故这个《易》称，显然是指《周易》一书了（指今本《周易》）。 总之，这《汉书》里对《易》的称法上已开始出现了混乱，如同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称，虽是《易》的称谓，但这些《易》称，却不是同一概念。但我们应该能够明确地是，自西汉中期，在《周易》文化发展史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自《易经》称谓的出现，将宣告《周易》称谓的终结。因为《易经》一词涵盖了《周易》内容，这是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无论《周易》与《易传》都上升为“经”的地位，而合称为《易经》。所以《易经》不是指《周易》一书，故《易经》与《周易》，是个不同的文化概念，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周易》学上出现了新现象，即把今本《周易》与《易传》合二为一，称《易经》，并为五经之首。而由此以后，凡《易》称，也不同于西汉初期及以前的《易》称了。从西汉中期以后的《易》称内容来看，《易》与《易经》的称法应是同一概念。最明显的是，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无论引用属《周易》一书的内容，或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即统称《易》曰，虽没有出现过《易经》曰，但也不分开用《周易》曰，或《易传》曰。这种称法，我们前面所引《汉书·艺文志》里的一段文字里就出现引用属《易传·系辞》文章里的句子，既不称“《系辞》曰”，也不称“《易传》曰”，而称“《易》曰”。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把《易经》简称《易》来称了。 再如《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刘向的上疏里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但均用的称法是“《易》曰”。 如“《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这是引用《周易·涣》篇里的句子，而不称“《周易》曰”，却称“《易》曰”（当然“涣汗其大号”是刘向从今本《周易》，所谓《涣》卦里的爻辞中引用的。但刘向并没有称“《涣》卦曰”，而称“《易》曰”，显然用《易》曰，如同先秦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曰，所引用《周易》一书里文句那样，是把《周易》一书与史巫（算卦者）之用分辨开来。这里说明刘向把《周易》的文辞，是看成“义理”文章来运用）。 如“《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这里前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易传·象》文（称“小象”）里的文句。而后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周易·否》篇里的句子。这里引用的内容，无论出自《周易》或是出自《易传》但均称“《易》曰”。 如“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这里的“《易》曰”后面引述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文，但同样称“《易》曰”。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均是出自《易传·系辞》文里的句子，而刘向上疏朝廷的奏章里所引用时，皆用“《易》曰”来称。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这是现代人给的头衔。又是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等职。《汉书·楚元王传》里说：“向为人简易无威议，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说明刘向是一个学者，虽然高官坐了一辈子。《汉书》里又说了：“歆及向始皆治《易》”。这里说的歆（即刘歆）是刘向的少子。通过《汉书》里刘向的几篇上疏所见到引述的“《易》曰”内容来看。刘向治《易》，就是《易经》，即《周易》加上《易传》。看来刘向研究《易经》，研究的非常透彻，故在他的上疏里所引用《易经》里的内容，来博证所论述的事情恰到好处。说明刘向是精通《易经》的义理。把《易》（即《周易》加《易传》）当成《诗》，《书》那样的典籍来看待与运用。并且刘向所用的《易》称，已不是先前（即战国时期）那种《易》称的概念了。自西汉《易经》（今本《易经》加《易传》）成为五经之首，随后凡文人学者而引用《易经》里的内容，同样形成一种习惯称《易》，而不称《易经》。 如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典章里也有不少“《易》曰”，但同理这里的“《易》曰”如同“《易经》曰”。即《易》等同于《易经》的称谓。 《白虎通义》里云： “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 “《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 《白虎通义》里所引用的被称之谓“《易》曰”里的内容，既有《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而多是《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中的句子。东汉是继承西汉后期对《易》的称法，是把《易传》与《周易》合二为一，通称《易》了。 到《后汉书》里所引述的“《易》曰”内容，也多是《易传·系辞》里的内容。说明《系辞》一文的影响力。也说明在《易经》成为五经之首后，《易传》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今本《周易》的内容。如东汉后期《论衡》一书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句子，多是《易传》里的句子，也有《周易》里的句子。但同理已然是称《易》。 总之，从两汉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看到的“《易》曰”，已与战国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称“《易》曰”里引用的内容相比较，是不同的了。战国的《易》称，是《周易》一书的简称。而两汉时期的《易》称，就不能认为是《周易》一书的简称。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所包含的内容是《周易》与《易传》这两部分内容了。当然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的内容，不仅包括《周易》与《易传》，而且亦包括了增添进去的“八卦象数”内容。两汉时期的《易》称实乃是《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一词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