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钱，换换命

    二伯已经死了五年了，还是六年？我记不大清，我向来对时间缺乏敏感度，什么菜在什么季节上市，我虽长于农村，但我说不出。可我记得二伯属蛇，是六几年生人。照阿爹与我同属羊推回去，二伯是六五年的。

    六五年生人在现在算是年过半百，存活于世的大有人在，他的去世算不上高寿，但亦也不是早夭。他的去世是事实，是定局，记得他去世多久又有什么意味呢？他只会一天天与山坡合为一体，模糊在大家的记忆里。

    可是我每当看见他生前用的书被邻居家的孩子翻看着玩，想起十五岁第一次离家去邻市上高中，假期回来坐在家里放农具的陋室里他给我讲函数的场景，心里就会忍不住一阵泛酸。

    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喜”字，可他的一生，直至死都没有度过几天欢喜的日子。他是发狂而死，死时瘦得脱了人形，死时大喊大叫，死时叫着他曾经的一个同学的名字：何昌锋；死在了他生活了一生的十几平米的小瓦屋里。

    我想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把读书当做人生第一件要紧事。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对于思想境界并没有那么高的绝大多数读书人而言，书籍是通往仕途之门获得一个铁饭碗的阶梯。

    的确，在二伯读书的那个年代，考取一个中专都是了不得的事。谁家考取了一个孩子，家里会比过年还要开心，方圆十里的人也会羡慕地谈论。一是那时考取一个人实在太难，学校少，招得也少，只有拔尖的几个才有走的可能。二是考上了读回来就分配了，考上了就十有八九等于有工作了。

    二伯是奶奶的第一个孩子。爷爷年轻时教过私塾、当过会计，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算盘也拨得极溜。小时候，在我的眼里，爷爷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个人了。二伯遗传了他聪慧的头脑，在读书的路上一路开挂，直至初三。

    初三中考那年，二伯差一分还是两分才能进入招录的学校，站在离铁饭碗最近的地方却因为一个选择题或一个小小的疏忽失误了。自然，家里毫不犹豫的选择让他复读。第二年中考，他考上了，分数进理想的学校有余，可在大家还来不及高兴的时候，他的体检出问题了，记得奶奶跟我说是眼睛的问题。

    这时家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长大了，都是些半大孩子，他们要吃饭、穿衣、上学，有个头疼脑热还要进医院。他们能帮家里干点活，可经济上的负担还是重重的压在了爷爷奶奶的肩上。二伯之下是父亲，父亲之下是他们的四个妹，还有爷爷已逝前妻的三个孩子，十一张每日都需要填饱的肚皮，九个长身体的孩子，拮据的家境却没有让爷爷奶奶放弃供二伯二次复读的念头。一是爷爷知道二伯成绩肯定能走。体检查出的问题不应该成为他得到一个工作的绊脚石，而且体检出问题并不能怪二伯，他比谁都不希望出问题。二是二伯考取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荣光，亦是其他孩子的榜样，更加能改善家里的境况。都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爷爷不想他在十年寒窗之后却只能站在离成功最近的地方观望。于是二伯又开始了第三个初三的学习生涯。

    这一年，二伯作为学校里最有希望考取的学生又一次坐在了初三的教室里。后来我听父亲那一辈唯一考取的四姑说，那时他们一个学校一年只能考取一两个人，一个都没有考取了年份也是有的。极少有考一次就取的。她自己就是第三个初三才取的。当然，她说的是那个年代我们这种乡镇上的中学。

    我不知道分数已上线却因体检出问题仍滞留在初三教室里的二伯曾经是何种心理变化。在我记事直至我考上大学又至他离世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那段读书岁月几乎闭口不提。他只是仍旧很喜欢读书，仍旧很喜欢钻研数学难题，仍旧很喜欢背许多的古诗词学一些生僻字为知识。只是他再也无法从读书中获取功名，也不再是父母寄予期望的对象，父母的荣光。

    他的功名被别人用几块钱换走了，而他又不愿意加入广大的中国农民队伍，却又进不去知识分子的优雅圈子。于是他躲进了那个十几平米的小瓦屋里继续看那些圣贤书，做着自己仍旧是老师的得意弟子，父母的骄傲的梦，一做便不愿醒来。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亲说我小时候多么聪明机灵。许多诗歌教我一两遍便会背了，自己颠儿颠儿呱嗒呱嗒的念着玩，那时还不会写字，也并不大能了解那些诗歌的含义。可惜时间太久了，而且我也不如小时候聪明机灵了，所以并不记得小时候会背啥诗歌了。记得的唯一最早的一首是五岁上学前班联欢会的时候，轮到我表演节目时背了一首***的《沁园春雪》。那时小小的我真是满腹的豪情，对着下面的小朋友指点如此多娇的江山，万丈雄心欲与天公似比高。可惜并没有人正眼看我的凌云壮志，他们都忙着塞满口满口袋的花生瓜子和糖果。

    念了学前班开始学写字之后，爷爷就会和蔼的夸我，后来再长大一点，会把会背的诗歌谚语格言之类的写在墙上，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就会给我联句。其中印象最深且至今记得的是“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珠”这句格言的联句。

    那是一个夏日的周末，我在墙上画着这句从格言选里学来的话。“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珠”。等我上厕所还是溜回家去找什么出来，爷爷拿着我用剩的那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旁边添到：得颗夜明珠，送给何昌锋。昌锋当校长，自己空望空。爷爷写，我在一边念，我记得爷爷的脸是笑着的。可是，当时的我以一个孩子敏感纤细的神经感到，爷爷是笑着的，可他并不是高兴的。现在回想，他不是高兴的，但亦也不是生气，而是化不开的惋惜和无可奈何。

    那几句话一直留在老木屋外的墙上，到爷爷去世在墙上贴挽联时字迹淡了一点，后来再到二伯发狂而死后不久我大学毕业回到家那墙上的字迹几乎没有了。那面墙是离地面最近同时也很平的一块木墙，现在去看只有一米高，一个小孩儿写字刚刚好，而爷爷蹲着联句时我在他旁边大声的念，那天天气晴朗，院子里的树木微摇，清风拂面，时间仿若静止。那时我是一个爷爷奶奶疼，阿爹阿妈爱，每天只管吃吃喝喝睡，认几个字的孩子，无忧无虑，头脑简单，甚至于会厌烦于这么无趣的日子。

    而今，那无趣日子里的许多人都走了。有的是隔着遥遥路途的生离，有的是隔着无法穿越的时空的死别。而在与二伯的离世告别中，我并没有在场，没有看见他失控，没有送他去医院，没有照顾他，亦没有出席他的葬礼。送他去医院、在他发狂无法自理时扒饭喂他、在他被狂症打败瘦得不成样子最终与世离别时给他举行葬礼的都是他唯一的弟弟——我的父亲。

    在二伯第三次冲击理想的学校时，在他坐在学校再次去解那些方程式时，再次去背诵“天生我材必用有”时，只有十三岁初二都没读完的父亲自己决定辍学，去揽活干，采石、打砂、学焊电焊、做小工，用一个十三岁少年稚嫩的肩膀和父母一起扛住那个苦寒的家。

    在家里花了钱给二伯医治了眼，在家人老师都认为二伯必走无疑的第三年，他考了一个低出他最低智商的分数。而那一年取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名叫何昌锋的一名应届生。这个学生的高中让他的老师感到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而他谦逊的解释自己平时在隐藏实力，不想过于张扬。

    在别人家放鞭炮庆祝儿子考上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不知道还是爷爷当家长的家里是什么天气，但我知道一定不是晴朗的。二儿子鬼使神差考了一个极低分，小儿子稚气未脱却蓬头垢面满手的茧子。一群女儿打打闹闹半懂事不懂事的。爷爷把满腔的哀愤发向了二伯，第一年差一点考上了那就再来一年，第二年分数够了体检出问题了怪不着谁，医治好了再来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那时哪个只有半亩薄地的农民家能咬紧牙关送这么多孩子上学？几口粗茶淡饭喂大，该打工打工，该出嫁出嫁。

    也许在爷爷的棍棒下二伯说出了考得如此之差的原因，也许没有，毕竟只有智商却没有情商的他被一个高情商的同学忽悠说要保密的。

    也许在后来爷爷和家人对他失望至极也无力再供他读第四次初三的日子里他说出了真相，也许他是看到别人拿着本该属于他的那颗夜明珠往康庄大道上奔，收获无数人艳羡的尊敬的目光时心如刀绞说出了真相。

    都说纸包不住火，可当这真相出来时，真相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它依旧是真相，却成了无关紧要的真相，过去的真相，且无法查证的真相。而这真相只有几句话：这名韬光养晦、隐藏实力不与二伯同班的何昌锋得知复读的二伯成绩优异且前一年已经上线后，多方设法与二伯结交，二伯已逝，爷爷亦逝，我不知这多方设法是跟在二伯后面无节制的溜须拍马还是装模作样地与二伯称兄道弟。总之，这一年，二伯答应这个人自己所答的试卷写他的名字——何昌锋。而他的试卷则写二伯的名字。

    也许二伯还特意看了他的名字是哪个昌，哪个锋，又是哪个何，怕写错了去，才会在我所有的记忆里从不提及，却临死不忘。

    奶奶说二伯告诉她，这个人给了自己几块钱治鼻炎。几块我倒是忘了，不过我记得肯定不是几十块，但那时的几块钱说实话却也不是小孩子的零花钱，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是一笔不多不少的费用。那时初中一学年的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来块。几块钱大概能买一身衣服吧。

    而这个人还告诉二伯，二伯这种实力再接着来一年，来年高校里兄弟两人再相见是多么的义气飞扬。你瞧，二伯交了个多么机智又贴心的朋友。连后路都为二伯安排好了。他又是多么的有决断有魄力啊！十多岁读初中时的我是绝没有这种断下狠心省一套衣服的血本换别人为我考试的独断的。想不到这么天衣无缝的招，也没有纵横捭阖的口。

    唉，也许根本用不上什么巧舌如簧，我那个一生蜗居在冬凉夏暖的小瓦屋里的二伯，别人眼中的书呆子二伯，见了小孩用弹弓射鸟都要跟在屁股后面喋喋说半天的二伯，在自己抽屉里塞几个大红桃子我们去偷吃从来装不知道的二伯，用什么巧舌如簧？来什么纵横捭阖？滴答两滴似有非有可怜泪，双膝一软宋江跪，甭说替考，替死也愿意。

    隐约记得奶奶说给了三块几角多少钱，不确定。我曾庆幸地想，还好这封口费换命钱没到“死快”，才没有立马把他送上天堂的康庄大道。我在标题凑了个整，因为二伯已经死了，这段故事已经尘封。讨什么公道，论什么命运弄人已无意义。

    可当我听到三妹说那个我从几岁就知道名字，却从未见过长什么样，说起来跟我也毫无关系的何昌锋时，我还是忍不住动怒了，为二伯心酸得直掉眼泪。她说二伯死时不叫爹不叫妈

    ，大喊大叫“何昌锋”这三个字，却瞪着眼再也说不出其他。她说二伯葬礼那天哀乐漫村，那人坐着小轿车从我家门前的车路上飞驰而过，不曾有丝毫片刻的停留。

    后来三妹也考上了老师，加了四邻周边的老师群。三妹说，所有跟何昌锋接触的老师都说何校长多么多么的好，多么多么的和蔼可亲，多么多么的平易近人，多么多么的完美。没有人说他一点不好。

    这时我几乎要以为二伯是在骗我们家里人，可能他去谈恋爱，成绩下滑了；可能我脑瓜不灵了，记岔了，不是何昌锋，是别的什么人。毕竟那场考试已经太久了，没有电子监控，好像连个标准照也似乎是没有的。老师会怎么监考也并不知道，试卷也多半没有了。什么都无从查证。一个当事人憋屈一生郁郁而死，另一个，恰恰是最不愿公布真相的人。若他真如那些老师口中的那么好，该是来二伯坟前说声对不起，而他却仍是那么的聪明机智，知道二伯临死前大喊大叫他的名字，又怎么会来呢？他在二伯生前住在那个十几平米的陋屋中时不会来，在二伯死后就更加不会来了。我曾恶意的揣测，要是二伯帮他考完试早点离世，死时也不要撕心裂肺的叫什么他的名字，这对于那人来说是多么完美的结局。

    我不相信二伯在骗我们，不相信他编一个故事骗我们，编到发狂而死还记得故事主人公的鼎鼎大名。而我却相信一个人人都说好，还有人说极其完美的人，是一个多么伪善的可怕之人。

    故事到了这里就该结束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件小小的真事。真事的真相会随着时间变得朦胧，人们已不再会在意它，他们在意的是现在和结局。当了校长的主人公身居要位该去走动结识，而托土山凹的另一位的故事就听听供喷饭解闷吧。

    也许有人会质问我，二伯如此之傻别人轻易就说服他替考也是活该。我只能说他确实如您所说是一个只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却不知书外既有白天亦有黑夜、既有君子也有不在地狱的魑魅魍魉鬼的大千世界的书呆子。而他的一生刚好碰见了一只颠覆了他命局的伪君子。都说伪君子不如真小人，而伪君子又伪装得如此之精妙。情商低如二伯又如何分辨识别？

    所以他用下半生无数个不眠的黑夜，无数次别人眼光下一个负担一个书呆子一个异类丝毫不值得尊敬的屈辱来偿还当初选择的错误。直至发狂而终。

    黄泉之下是悲屈而死的游魂野鬼！黄泉之上是飞黄腾达供职在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队伍里的领头校长。